1月中旬，千亿市值企业金龙鱼（300999.SZ，股价30.16元，市值1635.15亿元）公告，子公司收到刑事起诉书，但子公司不认同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和指控的罪名。

起诉书描述的大致经过是：2008年到2014年，金龙鱼子公司作为中转仓储方期间，在云南惠嘉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惠嘉）与安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华文）进行棕榈油贸易过程中，涉嫌配合云南惠嘉及该公司负责人张利华等实施合同诈骗犯罪，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帮助犯。

云南惠嘉究竟是何来头，竟让千亿市值企业如此“烦恼”。《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云南惠嘉曾是国内最大的棕榈油融资商，其关联方包括云南省曾经的知名种猪企业。记者近日辗转了解到，云南惠嘉第一大股东旗下的种猪企业已经完成破产拍卖清算。

有熟悉棕榈油贸易的期货方面人士告诉记者，2014年由于棕榈油国内外价格倒挂，以及受政策端对融资贸易收紧等因素的影响，包括云南惠嘉在内的棕榈油进口商都出现了资金问题。

记者搜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发现，2016年—2020年涉及云南惠嘉的执行案号多达57条，执行标的金额合计超30亿元。

金龙鱼子公司卷入合同诈骗案

1月12日晚，金龙鱼发布公告，称下属子公司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益海）于1月11日收到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淮检刑诉〔2023〕16号《起诉书》。

　图片来源：金龙鱼公告截图 

《起诉书》认为，2008年到2014年，广州益海作为中转仓储方期间，在云南惠嘉与安徽华文进行棕榈油贸易过程中，涉嫌配合云南惠嘉及该公司负责人张利华等实施合同诈骗犯罪，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帮助犯。

图片来源：记者制图

2008年到2014年，广州益海作为中转仓储方，负责储存安徽华文代理云南惠嘉进口的棕榈油。期间，云南惠嘉负责人张利华通过向安徽华文时任董事长王民、时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小虎行贿，将“先款后货”交易模式变更为“先货后款”。此后，张利华违背与王民的约定，严重超出额度获取货权，同时使用伪造的《对账函》等多种手段掩盖储存在广州益海等仓储单位的棕榈油已被销售的事实。

《起诉书》认为，广州益海工作人员喻平及柳德刚接受张利华等人的行贿，为云南惠嘉掩盖相关事实提供了帮助。检察机关据此认为，云南惠嘉先行提走货物后，未足额向安徽华文支付款项，造成安徽华文直接经济损失32.3亿元，间接损失20.15亿元，其中因广州益海、柳德刚配合实施犯罪造成安徽华文直接经济损失18.81亿元，间接损失11.67亿元。云南惠嘉、张利华及云南惠嘉员工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广州益海、柳德刚配合云南惠嘉、张利华等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帮助犯。检察机关同时认为，张利华于2009年至2013年期间向柳德刚行贿，柳德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根据金龙鱼公告，广州益海聘请的辩护律师和咨询的刑法专家一致认为，广州益海不构成单位犯罪。相关意见包括：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之间的交易实质是融资性的贸易行为；广州益海始终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实施中转货物出库或货权转让；广州益海与云南惠嘉之间的棕榈油买卖价格均是正常的市场价格；广州益海对于云南惠嘉与安徽华文之间的交易结算情况并不知情。

同时，广州益海不认同《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和指控的罪名，也不认同《起诉书》所述损失与广州益海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为三方合同中对中转货物出库或货权转让手续及风险承担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二为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在改变货权释放方式及伪造货权转让手续等方面，均是由两方共同配合实现的，广州益海毫不知情；三为广州益海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所有的审查手续，安徽华文从未提出过异议。因此，广州益海不应对起诉书所述的损失承担责任，广州益海将积极依法行使辩护权，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怀涛对记者分析称，对于广州益海是否要负法律责任要结合案件事实细节判断。比如，该案中比较重要的细节是广州益海对于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在改变货权释放方式及伪造货权转让手续等方面是否知情。同时，单位犯罪的成立要满足主观上体现单位的意志、客观上为单位（全体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的条件，这些要素判断时要结合对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审计报告等案卷综合认定，目前仅从公告的事实还无法下定论。

棕榈油存储在第三方的商业模式较常见

由于事件涉及千亿市值食品企业，引发较大关注度，云南惠嘉这一涉事方也引发了记者的好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云南惠嘉此前也曾与其他企业有过类似商业模式的仓储合同纠纷。

图片来源：裁判文书网截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5月29日发布了广东龙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靖江龙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广东龙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龙威）、靖江龙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龙威）因与被上诉人云南标泽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泽公司）、云南惠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四初字第760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2014年9月3日，标泽公司与云南惠嘉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标泽公司向云南惠嘉购买24度棕榈油，金额为1010万元，交货方式为标泽公司自提，云南惠嘉必须在2014年9月25日前将在广东龙威和靖江龙威合同规定数量的货权确认给标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