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00”后，我高举“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大旗。但每次说到“不想生小孩”这个话题，长辈都会劝诫：等你到我们这个年纪，肯定会后悔。

没有孩子的晚年注定糟糕？生了孩子就能养老无忧？赚足够多的钱住进养老院，未尝不可行？当生育率不断走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回避这个问题。

我找几位老人聊了聊。

听完的感受是，能潇洒说出“单身享受一辈子，临终吃点苦头是应该的”，也许因为我们还年轻。

1

社区干部徐丹管辖沪郊四个住宅区：本地农村动迁安置房、市区旧改安置房、公租房和高端住宅区，各自有鲜明的特征。

徐丹发现，市区旧改安置小区的老龄化和独居无子化更严重，60周岁以上老人里，光未婚未育的就超20户。她猜测是旧改棚户区住户原先经济条件不好，而市区房价高，以至于年轻时没能娶妻生子。

随着这些没有后代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逐渐瓦解，问题来了。

小区里有一名租户老陈，浦东本地人，今年80多岁，未婚未育，与亲属们已断绝往来。老陈原有房子，后来卖了开始在沪郊辗转租房，浦东、奉贤的南桥、青村镇都住过。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跟二房东签的。

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重启人生，独居、寂寞的老陈，成了社区居委会的常客，每次他来，不是骂居民素质低，就是对物业管理吹毛求疵，居委干部们很头疼，“要哄着”，但他几乎一天不落，比上班还准时。根本原因，是老陈想找人说话，打发时间，找到“被别人在意”的存在感。

某次老陈身体感到不适，他向徐丹提出，能否找个志愿者陪他去医院看病。尽管老陈只是一个租客，但徐丹很难拒绝这样一位80岁老年人的需求。

不过，她也担心着，

作为城市最小治理单元的居委会，或许还没做好准备托举起每一位“老陈”的晚年。

要托举的人太多了，50岁的张阿姨儿子是另一个特例。

张阿姨一家住在奉贤青村的大居，她的独生子，今年50岁，智力有缺陷，辅读学校毕业后进纺织厂打工，厂子关门后不得不四处打零工，超市营业员、地铁安检员……

“比普通人差些，但又比状况最差的残疾人好些，他能自理，也能做体力劳动。”他的母亲张兰珍说。儿子30岁时，曾有过一段婚姻，后来离婚了，好在没有后代。

“儿子现在50岁了，我还在逐步培养他，现在自己洗菜、烧饭都会了。他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我多活一天，能教他的东西就多一点，我走的时候，也更安心一些。”张兰珍说。

张兰珍并不怎么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但儿子的养老问题成了她的心病，“只能拜托居委会多帮我照顾小孩了。”

“不可能不管，但管起来，压力难以想象。但居委会是老人们能最直接寻求到的社会帮助。”

不久前，有50来岁的社区干部跟我说，20岁年轻人的需求，他能想到，因为自己经历过。但80岁老人的想法和需求，他只能揣测，因为自己也没经验。

2

80多岁的老黄或许代表了另一类独居老人的现状：

有两个儿子，但家庭关系不睦，谁都没管自己的父亲。

老黄每次和邻居们聊天，大部分时间是在痛斥儿子们，好几次甚至差点拉着邻居去公证处，说要把遗产全捐了，一分不留给后辈。

邻居劝他，不要把父子关系弄得更僵。说到底，病了还是要靠儿子们的呀。但儿子们“靠不靠得住”却要另说。

居委书记徐丹跟我说，某次老黄在家摔倒了，是居委发现并把他送到了医院，但在通知家属时，没人愿意来，甚至直接挂了电话，“是挺过分的”。

老无所依，想向外界寻求关怀的独居老人们有出人意料的办法。在一次走访中，徐丹发现老黄家中突然多了个人，是一名年龄将近50岁、外地来沪打工的快递员。老黄的房子是一居室，快递员就与他同吃同住，甚至晚上睡在一张床上。老黄不收房租，还免费给他做饭。

老黄与快递员之间究竟是怎么熟络起来的，又建立了哪种关系，如今已不可考。尽管吃惊，但比起“远在天边”的儿子们，有这样一位近在咫尺的“同住人”，对老黄这样的独居老人来说，似乎是一件好事。

他俩同住几个月后，老黄突发脑梗昏迷在家，是快递员及时将他送去医院。但在那之后，老黄再没回过家，邻居听说他出院后就住进了养老院，随后很快就过世了。没过多久，儿子们把老黄住的房子卖了，新业主找的装修公司进场，新刷的水泥抹去了所有老黄生活过的痕迹，一如在小区里消失的快递员。

“蛮‘残古’（沪语，意指可怜）额。他以前住过养老院，说在里面不开心，跟小孩子们吵了好几次才给他腾出一套房出来住，没想到最后还是死在养老院。”

说到这里，邻居倒也有些释然，“就算有小孩，最后到底还是孤零零地走。”

我认识的另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三个子女定居海外，最后也是在养老院过世，是单位帮她料理的后事。一年后，子女们才陆续回来祭拜。

相比老黄，好在老人生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喜欢阅读，会和海外子女孙辈视频聊天；养老院也因其子女海外身份格外关照护工温柔一些。

老人在世时，自己要求子女“不必回来”。但最后孤独地离开，滋味如何，恐怕也很难去揣测。

3

“等老了能有人送终”这一理由，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的爷爷奶奶都各有四个兄弟姐妹。以当时的条件，养五个孩子，对农民家庭来说负担很重，但到了需要养老的年龄，多生多育的优势就体现了。

以我爷爷家为例。我曾祖父母尚能自理时，一直与我爷爷同住，几个兄弟姐妹不定期轮流来探望照顾。待曾祖父卧床不起后，工作最闲的小女儿将两位老人家接去自己家，全天候贴身照顾父母，其余兄弟姐妹每个月定期给她补贴赡养费，孙辈也不时买东西前去探望。即便两位老人去世之前都已瘫痪在床多年，临走时的状态却远胜过很多同龄老人。

某种程度上，

我的曾祖父母实现了“养儿防老”“安享晚年”的终极目标，如果没有孩子，或者孩子不在身边，那怎么办呢？

住养老院其实能解决大部分生存需求，但与多位老人们聊下来，他们对养老院都有先入为主的抗拒：担心护工不好、怕失去自由、怕养老院暮气沉沉、怕小辈遗忘……没到万不得已，他们还是不想失去对生活的主动权。

很多人想要一种理想化的“抱团养老”，大家凑钱买别墅、分房间、请保姆，同吃同住同玩。日本纪录片《七位老人共同生活的十年》记录了这样的尝试，但正如片中揭示的，一旦有人生病，就会打破这看似美好的局面。

说到底，年纪大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需要更大的社会网络支持。

近几年，中国各地在探索各种新型社区养老的方式。比如，上海从2019年起试点的“时间银行”，“小老人”服务“老老人”，服务时间可以储入个人账户，以便将来为自己兑换成相同时长的服务。

杭州滨江区近期推出的“多代同楼”养老项目，则打起了没有血缘的年轻人的主意。年轻人每个月只要交300元管理费，并且为老人提供不少于10个小时的陪伴服务，就能免费获得有独立卫浴、阳台的房屋居住权。陪伴服务的内容包括陪老人聊天、吃饭、散步等。

此外，上海一些街道成立了“专业化养老服务圈”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圈”，建成了不同于养老院的“老年人照护综合体”，集短期住养、日间照料、居家照护和家庭支持为一体。在沪郊，“青春里”、“椿萱亭”等农村“抱团式”养老新模式的探索也不断深入，养老不离乡。

但这些带着实验性质的养老服务，目前运营得好不好的压力，基本都在基层政府身上，而他们的资源和能力，其实都是有限的。

在了解了很多老人的养老状态后，我更倾向于年纪大了得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住进一间“符合我心意，且绝对不会被护工虐待，悉心包办一切”的养老院，但这，首先需要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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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公众号“狮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