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诸葛亮”基辛格：为何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大名鼎鼎的“美国诸葛亮”亨利·基辛格，相比于其他政客，这位既活在教科书里又活在现实中的“大人物”，除了拥有各种官衔和名誉头衔外，还有一个许多国家政要都绝对没有的称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个称呼，这个说法是有官方认证的。翻译成书面语就是“长期对华友好人士”。

据统计（1949-2010）“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共有六百多位，他们分别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面不止有外国的高层领导人，王室成员，同样有民间企业家、民主人士，亦或是知名企业家等等，涉及诸多领域。而基辛格，就是其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位虽然已经远离美国政坛，但在民间和国际上依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美国“诸葛亮”——亨利·基辛格。

二战刚刚结束，全世界还没有来得及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冷战就不可避免的“降临”了。

这时节，血肉横飞、炮炸雷轰的热战阴影还未散去，冷战的高压又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着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国与国之间摩拳擦掌，针锋相对，仿佛下一秒，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到来。

当时的我们，已经与苏联交恶，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虽然一直对我们持敌视态度，但碍于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他们也开始考虑“联中抗苏”的可能性了。

恰好，中国也是这么想的。那么，基辛格当时的外交思想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成为美国实行破冰之旅的最终人选的呢？

基辛格一直以来，非常崇尚传统实力均衡的国际体系。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相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从希特勒德国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他对欧洲十九世纪国际关系中由于大国“均势”而产生的“久安”情有独钟。

作为哈佛的政治学博士和副教授，他通过长期研究欧洲大国关系得出了一个结论：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不会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势而受到保障，只会因大国间的实力平衡而成为现实。

美国的冷战战略，在他看来，只有“明白无误”地确定美国“国家根本利益的理念”，才能使危机得到有效的“控制”，有望实现“长治久安。

自认为是“大战略思想家”的基辛格，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决策者确定这一理念。

改变美国冷战决策者的“思想方法”，是基辛格放弃学术，专心搞政治的主要原因。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引发了学术界和舆论界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反思。

常年活跃在美国对外关系公共论坛的基辛格，坚信美国的错误源于决策者的思辨误区。

对此，他开出的处方是要求决策者在思想方法上挣脱冷战意识形态的约束，学会对冷战国际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哲学评判”。

与鲁迅的“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不同，基辛格觉得，“我的哲学思想能救美国”。

事实证明，基辛格在当时提出的诸多建议都是十分正确的。例如他认为美国必须考虑到国际均势的多种可能，而非把国家之间的博弈当成是“零和游戏”。

即一方的胜利必是完全的胜利，同时也是对方的完全失败。在均势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在乎一地、一役的得失”，而是对“整体力量对比的评估”。

因此，他指出，美国并非要从现在已担负的国际责任里全身而退，而是要明确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单独承担维护世界范围内均势的责任”。

又比如，基辛格早在1968年，就提出了“多极格局”比两极格局（或单极）更优越。

因为，一个单极或两极的世界只会“鼓励消极与顽固”，只会使“使领导人不再注意(国际环境)任何细小的变化”；长此以往；“任何(无足轻重的)国际问题都被视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一个“多极”的世界，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领导人的这种思维逻辑。

尽管“多极”本身并不能保证体系的永久稳定，但它为大国共同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国际制度所创造的合作机会要比单极或两极大得多。

此外，多极制本身所拥有的一种自然的平衡机制，是单极或两极所不具备的。

不得不承认，在当时，基辛格是美国当局少有的对国际大势，乃至未来发展方向认识较为清晰的几个人之一。

也正是因为有了像基辛格这样头脑清晰的政治人才，尼克松政府才逐渐形成了他们的“多极观”。

而美国如果想要构建一个有中国参与的多极化世界，去和中国打交道，基辛格无疑是非常合适的。但当时的基辛格，还在为这个“候选名额”而努力中。

作为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且大局观出众的政治人物，基辛格对中国的试探，最大的特点，就是“又稳又准”。

起初，他想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打听中国的对美态度。因此，基辛格把目光放到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华沙渠道，靠在华沙的“眼线”，给美国本土传递信息。

当中美经过磋商达成第135次华沙会谈的协议时（1969年2月20日），基辛格感到无比兴奋。

他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与近些年的交往相比”，“中方的答复少了指责性的话语，并且重提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美会谈”。

根据中国的以上表现，基辛格认为，“中国可能已经开始实施较温和的外交政策，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以革命为中心”。

坚定信心的基辛格，在不久后便开始着手打造中美破冰的“巴基斯坦渠道”。

1969年8月1日，在基辛格的策划下，尼克松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表达了希望巴基斯坦帮助打开中美接触的大门，并请叶海亚向周总理转达美方的想法：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会向前发展的；美国不会与苏联联手以孤立中国 。

就在基辛格和尼克松政府为自己的一连串“示好”能否得到回应而忐忑不安的时候，周总理却在1969年9月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会晤。

基辛格感到，美国有必要加快“破冰”的脚步。幸运的是，在十月份，巴基斯坦方面给出的答复，“巴方代表团已经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尼克松政府的“意思”，但还是希望美国政府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提出具体的解决设想，一遍他们能更好的与周总理沟通。

结果，基辛格在没有获得总统授权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给立刻给予了回应，说：美国将在台湾海峡停止两艘驱逐舰的巡逻活动以示友善。至于美国将委托叶海亚转达怎样更具体的意见，他认为需要经过研究提出“一个更为精确的计划”。

而当尼克松总统得知消息后，不仅没有生气，还感到大受鼓舞，并在基辛格递上来的报告上，批示了更多的“示好”项目（甚至包括开放贸易）。

眼看访华之行已经是“板上钉钉”，基辛格开始为自己能成为访华最终人选而努力。他在1971年4月17日与尼克松的电话中，不断否认尼克松抛出的人选。

尼克松首先提出的特使，是美国资深职业外交官、曾任美国驻英大使的大卫·布鲁斯和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基辛格明确回答“不成”，因为他们的“纪律观念不强”。

尼克松又提出曾担任中情局局长的乔治·布什（老布什），基辛格又还是觉得不行，认为“他太软弱和不够老练”。此后，基辛格绕弯子说他“曾经考虑过(曾任副国务卿的)理查森，但认为“他也不是一个适合的人选”。

其实这已经十分明显的暗示了，因为他自己的职务就是国务卿。于是，在经过了一番商讨，准确来说，是一番扯皮后。

尼克松总统终于发现，哦~，原来是你小子。

1971年7月9日，一架美国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正式开启了他的访华之旅。中美破冰的第一步，基辛格走成了。

并且，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基辛格于1973年再度来华与周总理进行了深入交流。此后的几十年间，基辛格更是以各种名义造访中国数十次。

回顾基辛格的一生，他发表的如《大外交》、《论中国》、《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等著作，都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他对世界、对中国的深刻认识。

从政治智慧上讲，基辛格无疑是顶尖的。从立场上看，基辛格当然会不遗余力的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放眼整个历史进程，基辛格无疑是那个为“中美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因此，“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一个有官方背景的称呼，基辛格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