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措施之一。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办法：

1.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建设更多的高等教育学校，扩大教育资源，确保每个女性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升她们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

2.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学方法和资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女性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潜力。

3.提供支持政策：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提高生育津贴、陪产假和育儿假等福利待遇，减轻女性生育的负担，增加她们的生育意愿。

4.加强性别平等教育：通过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培养女性对生育的正确认识和积极态度，帮助她们破除社会观念的束缚，自主决策生育意愿。

5.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提供职业培训和创业支持，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改善她们的经济状况，增强生育的信心和能力。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我们将能够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促进人口的健康稳定增长。

自201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从限制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双独二孩）发展到允许夫妻生育三个孩子（全面三孩）。经过了10年的演变，现在我们不再关注是否能生育孩子的问题，而是更关注人们是否愿意生育以及如何养育已经出生的孩子。

回顾政策进程，过去十年里，政府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政策，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再到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再到2021年的放开“三孩”政策，显示了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实际上，生育问题涉及众多复杂的社会因素互相影响，“说生就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基于这一点，澎湃新闻推出了“生育细节”系列报道，精选了国内外最新发表的人口研究，将人们在后人口转型时期的生育决策和行为放在了“放大镜”之下，注重以人为本，深入探讨这些细节。

在这个系列的第二篇中，我们将聚焦于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否教育真的会对生育产生抑制作用？

自20世纪末开始，我国的人口发展进入了一种被称为“后人口转变时期”的阶段，其特征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在这一时期，提高生育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以往强调“教育抑制生育”的观点不同，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推广高等教育对于提高妇女的生育意愿至关重要。

上述研究于今年7月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CCDCweekly》）上发表。该研究的题目是《从经济和教育角度看中国人口生育率变化趋势和因素（1949-2020）》。研究的三位作者均来自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院。其中，郭超是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和研究员，也是本文的通讯作者。

中国人口生育率正逐渐下降，这一趋势受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历史等多种因素的直接影响。本研究利用已有文献及省级纵向数据分析，探讨了经济和教育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

自国家成立以来，中国的总体出生率呈现下降趋势，与GDP的增长呈现反向关系。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省级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的粗出生率（从1949年至2020年）和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至2020年），旨在探讨国内生育率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描述了中国不同地区（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粗出生率的发展趋势。

研究创建了2002-2019年的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PLADs）面板数据库，包括以下指标：粗出生率（%）、国内生产总值（千亿元）、人均受教育年限（年）、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性别比例（女性=100）、城镇人口密度（100人/km2）、城镇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老年抚养比（%）、劳动力比例（总人口=1）、平均家庭规模（人）。

使用固定影响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将粗出生率作为预测变量，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其他指标。

图1展示了自1949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粗出生率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化情况。粗出生率以CBR的缩写表示，而国内生产总值则以GDP的缩写表示。这张图是从论文中引用的。

上图显示了经济和生育率的长期变化。在国家层面，中国的粗出生率在1949年至2020年期间总体下降，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体增长相反。地区级别的分析表明，如图2所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自1949年以来，粗出生率呈现出与经济因素（如国内生产总值）相反的关系。然而，自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不仅出现了经济活动减少的情况，而且生育率也下降了。

图2展示了中国四个地区在1949年至2019年期间的出生率和1952年至202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在图中，CBR代表粗出生率，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这些数字来源于一篇论文中的附图。

最新研究发现，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在考虑多个相关变量后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对粗出生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0.045，P<0.001）。这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确实对提高生育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换言之，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和出生率的趋势相反，但是经济依然在促进生育率的提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是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对人口生育率有多种影响。两者呈正相关的可能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发展提高了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能力，为更多子女提供了保障；其次，经济发展通常提高了教育水平，可能促进性别平等，夫妻间更好地分担育儿责任，女性则有更多生育的动力；第三，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粗出生率补偿”，即补偿和平衡不同生育率地区之间的差异。例如，中国的城乡差异影响了生育率，城市经济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而农村经济发展则降低了生育率。

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夫妇更倾向于有子女。

研究表明，教育对生育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人们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与生育率下降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增加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普遍认为，女性受到更高程度的教育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自从20世纪初首次发现这个现象以来，教育水平通常与生育率下降相关。有关生育成本和收益的理论有助于解释这种抑制机制，即随着育龄夫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每个孩子能够获得的资源增加，所以子女数量往往会减少。然而，当根据人群特征进行细分后，结论就会有所不同。事实上，那些教育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夫妇更倾向于生育子女。

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粗出生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系数=–0.945，P<0.001），但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却对粗出生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0.085，P=0.004）。研究人员认为，这意味着整体人口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具有阶段性。

研究者分析指出，一般来说，群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这也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发展渠道的拥塞。相较于人口教育水平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竞争性的发展环境增加了生育机会成本和生育压力，进而导致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

然而，随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曾经普遍存在的“教育抑制生育”现象已经开始消失。这种现象的消失或许可以归因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代表着经济及社会的进步和资源的日益丰富。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下，高等教育者率先突破了资源限制，他们更有可能拥有平等的夫妻关系、高收入以及多元化的社会保障资源。这些保障机制为育龄妇女提供了更多生育上的保障，使得分娩费用和风险都得到了降低。

所以研究者指出，要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并提高整个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这是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政策方向。

根据研究者的观点，考虑到中国正面临人口转型期，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紧迫情况，这项研究为制定中国的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促进经济发展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