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被强奸”漩涡中挣扎八天后，一位44岁农妇选择自杀

2023年7月23日，义永红决定走上绝路。

她将遗书谨放在床头的塑料凳上，将始终陪伴她的腰包和手机整齐放在床边。

腰包里装着三千多元现金。

她锁上家门，不顾洗衣机中的尚未晾干的衣物。

"我马上离去，我无法规避给你们带来的损害......我不求你们原谅，只期望你们能幸福地生活，抛却我这个失败的妻子和母亲。"她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自杀地点挑选在一个里外，必须穿过一片茂密的番石榴地。

白色塑料袋里裹着尚未成熟的果实，挂满整片果园，这是她这个夏天的成果。

番石榴树不高，穿行其中需要弯下腰，每走几步就要跨过一道排水沟。

最后一段路是一条约两米高的斜坡，攀登上去就是堤坝，面前是水面广阔的水塘。

堤坝上生长着茂密的含羞草，郁郁葱葱。

她将粉红色的拖鞋整齐地摆放在岸边的台阶上，鞋尖指向水塘方向。

几个小时后，她的丈夫程善志发觉了她，妻子身穿红衣，以俯卧的姿势漂浮在水塘中央。

在自杀的8天前，已经44岁的她报案称遭受了水果商贩黄某冠的强奸。

然而，警方缺乏证据证实犯罪事实，因此决定不立案。

而在她自杀后的9月7日，警方以"发觉了新的证据"为由决定重新立案调查，为了证明强奸之事，她的遗体被剖开进行验尸，并保存在冰柜中。

这是芭蕉地里的不幸遭遇。

台风"泰利"正在靠近。

在狂风暴雨到来之前，义永红必须完成她家20多亩芭蕉地的砍伐工作。

黄某冠在文昌最繁华的公园附近开设了一家水果批发摊位，经常上门与果农进行交易。

在文昌地区，种植水果的多是从琼州海峡过来谋生的外地人，而水果商贩则主要是当地人。

义永红很少露面卖芭蕉，大部分时间都在芭蕉地里埋头劳作。

直到2023年初，义永红的丈夫程善志通过老乡介绍，才与黄某冠展开了业务往来。

在事发前，他们已经五次将芭蕉卖给黄某冠，共计1480元。

最初两次交易由程善志砍伐芭蕉并与黄某冠进行交易，但由于丈夫的左脚踝严峻受伤，义永红接手后三次的芭蕉砍伐工作。

正是这三次独自卖芭蕉的经历，将义永红的生活推向了无尽的悲境。

义永红夫妻承包的芭蕉地与她租住的村子相距甚远，骑电动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2014年，他们在芭蕉地旁边用空心砖盖起了一栋砖房，周围两百米内无其他建筑。

当他们在2022年搬离时，只剩下一条看家的狗和几只散养的鸡。

空置的旧房已经布满灰尘，荒凉寂寥，厨房再也没有烟火，床铺也再没有人居住。

除了劳作时稍作休息，义永红很少来到这个地方，茂密的大树几乎要吞噬这座小房子。

7月2日，义永红接替脚伤的丈夫前往芭蕉地和黄某冠单独砍芭蕉。

通常情况下，商贩会到地里挑选芭蕉，然后果农会砍下芭蕉背到地头，最后过秤并装车。

义永红似乎喜欢粉红色，她有一件粉红色的短袖，在劳作时穿着，右肩沾满了芭蕉深绿的胶痕。

事后，义永红向丈夫坦白，她告诉他，在那次砍芭蕉的过程中，黄某冠趁机触摸了她的胸部。

他还对她说：“你不要这么辛苦，我可以给你钱。”义永红坚决拒绝了他：“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是为了辛苦的工作赚钱，我不是那种人。”

在芭蕉地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找到更多证据。

其他商户称，在事件发生后，已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黄某冠。

9月2日下午，黄某冠的妻子在水果店旁摆摊卖水果，她情绪激荡，拒绝接受采访：“你不知道他们给我们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之后的一周，芭蕉需要再次采摘，义永红和黄某冠再次在茂密的植被和荒凉无人的芭蕉地相遇。

这种相遇似乎无法幸免：义永红挑选忍耐，而与他们合作的“芭蕉老板”只有三个，一个是年事已高的老伯，走路有些蹒跚，另一个不会上门收购，最后一个就是黄某冠。

黄某冠的不轨行为再次发生，但未能得逞。除了支付了470元的芭蕉款项，黄某冠还多给了义永红100元，但她决绝地将钱退还给他，没有接受。

第三次事件发生在台风抵达之前的两天。程善志描述说，7月15日，义永红按照约定时间前往芭蕉地进行挑选、砍背、过秤和装车的工作。

在付完款项后，下午突然下起了暴雨。义永红告诉坐在装有雨棚的车上的黄某冠，她没有雨衣，希望等雨停后再离开，让他先走。

随后，义永红进屋逃避雨水，坐在床上，这张床已经几乎一年未被使用。在后来的报案中，义永红陈述称她当时遭到了强暴。

事后，黄某冠扔下150元后逃走。两天后，义永红告诉丈夫，那天她喝了黄某冠递给她的蜂蜜菊花茶后，感觉有些不舒坦，不确定是天气炎热中暑还是茶的原因，头晕了起来。

丈夫和女儿的追问

在丈夫的发觉之前，义永红原打算将这些事情深埋心底。

决定将事情保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后来双方的现场录音中，义永红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她担心如果向丈夫透露遭遇，他会挑选报复对方，最终会危及到两个孩子的安全。她说：“我只想保护这个家庭。

”程善志补充道，妻子还有其他的考虑因素，如对方的财富和权势，而她自己是一位漂泊的外来人士；还有，作为一个44岁的女性被“强奸”，这是“不光亮的”。

义永红一直试图掩盖被“强奸”的痕迹。在黄某冠第一次强行将她抱上床时，她挣脱逃跑时，大腿内侧出现了一片红肿。

当丈夫询问时，她撒谎说是在砍背芭蕉时刮伤的。

事件发生后，义永红骑车回家的路上摔倒了三次，回到家后，程善志看到她情绪低落，但她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摔伤，因此他没有太在意

事发当晚，义永红让丈夫去女儿的空房间睡觉，这让程善志感到不平常，因为他们结婚已经23年了，很少分开睡觉。

后来，义永红向丈夫解释说，她之所以让他们分开睡是因为担心黄某冠是否有病，担心会传染给丈夫。

尽管义永红想尽办法隐瞒事实，但心怀疑虑的程善志还是在第二天发觉了一些蛛丝马迹。

就像往常一样，程善志每天早上骑车去芭蕉地喂养看家的狗。

他打开门后发觉床上的枕头有些被动过，不经常使用的一大卷纸巾只剩下一小卷。

程善志立刻产生了怀疑，他说：“一下子我就猜到可能发生了这件事情。”

他立刻放下菜，匆忙赶到三排坡村的家里，迫切地质问妻子，想弄清楚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妻子的回答却是“没有发生什么事”。

程善志对纸巾损失的情况感到可疑，他联想到他和妻子进行性生活后会使用纸巾擦拭，于是他继续追问。

即使深夜了，他的追问仍没有任何结果。于是他拨通电话给在海口打暑期工的女儿，希望女儿能调查出一些信息。

起初，22岁的女儿程海燕并不相信父亲的说法，但在电话里感受到他的愤慨，于是她还是打电话给妈妈，问道：“有没有被人欺负？

”“有没有跟人那方面发生关系？”义永红在电话那头长时间沉默、哭泣。

经过几次重复这两个问题后，义永红终于放松嘴皮子，坦白了出来。

听完妻子的陈述后，程善志感到愤慨，他责备妻子为什么不告诉他，如果她在第一次或第二次发生时告诉他，就不会进展到后面的事情。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

“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身体就不会被别人得到，最损害我的就是这一点。我认为，你一辈子都是我的人，不可能与其他人分享。”

妻子多次隐瞒不说实情，让程善志产生了怀疑，她究竟是遭受了“强奸”还是出轨。

那一晚，程善志打了义永红的小臂，尽管他从未动过妻子的手。“我这辈子还亏欠过你吗？我怎么对你？

你管钱，我都照办，还要求我怎样对待你？”

“我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任何人都会不相信，不理解，我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义永红在遗书中写道。

和解与报警

7月17日，台风“泰利”越来越近，其威力日益增强，一场风暴马上降临。

他想面对面质问对方，也想对他报复。黄某冠带着一箱王老吉来到了他们的门前。程善志打开一把十几厘米长的弹簧刀，将其藏在裤子口袋里。

义永红察觉后，紧紧抱住他，劝他不要做傻事。

这是三人第一次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也是最后一次。从现场的录音中可以听到，与其说这是双方的对峙，不如说每个人都心怀鬼胎。

程善志没有原谅妻子，他愤慨地对她说：“你想跟他好就好，不好也是你们的事。”

义永红时而嗓音尖锐，责备黄某冠：“现在我自己都难保。我本以为你是个正经人。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应付我，你干嘛不找别人。”

时而无力地自怨自艾：“反正都是我卑微，我死了也没关系。我什么都没有了，不知该去哪里。”

本来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的黄某冠却像个“调停者”，一边劝两人好好过日子，一边同意了和解方案，并对程善志说：“我给你一万块钱，咱们一笔勾销，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咱们还是好兄弟。”

程善志称，黄某冠当场写下一张字条：“我与义永红发生性关系，现赔偿义永红丈夫精神损失一万块钱。”

然而，程善志没有接受这笔钱，他听从女儿的建议，报了警，并将那张字条交给了警方。

程海燕通过电话听到了这场和解的过程。她并不支持这个和解方案，除了存在对方反诉勒索的风险外，她还想让黄某冠为母亲道歉，更希望他能坐牢。

然而，程海燕事后回想起来，觉得父亲报警可能有些过激，“家庭内部没有充分沟通，就匆忙报警了”。

实际上，在黄某冠上门和解的前一晚，程海燕就提出了报警的建议，但义永红一直哭着称没有证据，对方也不会承认。

程海燕认为，即使最终告不赢官司，也要让黄某冠道歉以复原母亲的名誉。

“对方一直试图用钱来解决问题。我认为，即使我们再贫困，也不能让对方欺负我们。”

程海燕试图通过给黄某冠打电话来收集证据，但每次一谈到关键问题，对方就避而不谈。

很难说清楚，相较于被性侵的痛苦，将案件公之于众的报警是否更加令义永红难以接受。

在暴雨肆虐、台风“泰利”登陆文昌的那个晚上，7月17日晚，义永红、程善志和黄某冠一同被带到派出所接受问询。

程善志听到，义永红一直在哭泣。

出乎意料的是，在报警的第二天，即7月18日下午，黄某冠的妻子、儿子、女儿、姐姐和姐夫一行五人来到了程善志一家的家门口，仍旧寻求和解。

黄某冠口中的“律师”女儿对义永红表示，如果不和解，将来会有很糟糕的传闻，对正在上学的女儿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程海燕对于她和母亲之间的对话并不知情。这让义永红觉得女儿对法律并不了解，于是她拨通了女儿的电话：“你到底懂不懂法律？”

程善志坚决拒绝了和解，而对方的态度也开始转变。程善志表示，黄某冠的妻子威胁他们，并且侮辱了义永红，说要将程善志让给她。

崩溃的痛苦呐喊

从事件发生到两次和解未果，再到报警接受问询，义永红逐步被推向崩溃的边缘。程海燕坦言，当时家人并没有充分关注她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她更需要理解和陪伴。

但对于当时的程海燕来说，母亲的表现似乎是“一切正常”。

义永红的崩溃可能是从一场歇斯底里的大哭开始的。

7月19日凌晨5点多，程海燕被母亲的痛苦哭声吵醒。

以前母亲也哭过，但都是躺在床上悄悄地流泪，而像这样坐在床边痛苦地大声哭泣，程海燕是第一次见到。

程善志站在门口，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程海燕站在母亲的床边，同样感到无助，她害怕，不知道如何表达关怀，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

她甚至无法理解母亲此刻的痛苦。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情感粗糙的女儿，因为在这个家庭中，她们被灌输女儿只能依靠自己，而儿子则是依靠父母的观念。

“我外婆那一代人，更看轻女儿，不会给予女儿太多情感。”

义永红曾被教育女孩只会读书没用，因此她在初二辍学了。那时，义永红的成绩非常好，考试成绩在班级前三名，还被一所舞蹈学校选中，但是她的外公不情愿花钱供她上学。

程海燕这一代的人仍遭受如此对待，这一点令人悲伤。从小时候开始，义永红常常告诉她，姐姐必须让着弟弟，姐姐要为弟弟洗衣服。

夫妻对儿子的偏爱情感在2015年儿子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后达到了高峰。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程海燕自己去赚取生活费，她做过服务员、洗碗工、前台收银等各种工作，她曾经历苦难，已经麻木了。

近几年，程海燕很少陪伴父母过年，而是在外地打工挣钱。

义永红悲痛地哭喊着，她反复说着一句话：“这句话是对的吗？”程海燕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

她给大舅打电话，觉得他是最适合安慰妈妈的人选。外婆年事已高，承受不了刺激；弟弟生病正在外地实习，是全家隐瞒的焦点；大姨和小舅与母亲的关系不好，经常争吵。

几乎没有人能支撑义永红。

事实上，义永红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她不情愿让家人知道她的困境。

“我们很少寻求亲戚的帮助，也很少给他们打电话倾诉苦闷。我妈妈认为别人会嘲笑你，而不会想要帮助你。”程海燕说道。

远在东莞的大舅接起了程海燕的电话。“他喊了两声我妈妈的名字，‘红红，红红’，她立刻平静了情绪。”

程海燕不知道为什么家庭的支柱突然倒塌了，当她的弟弟生病接受化疗时，她还坚强地支持着。

程善志也不明白为什么妻子过不了这道坎：“我从未提过离婚，也没有逼你离开，作为丈夫，我对你仍旧心疼，为什么你就无法释怀呢？”

程善志非常中意自己的妻子。她美丽而美丽，皮肤白皙，并且从不化妆。她说话和气。

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时，村里的人都赞誉他们：“你们家的祖坟好美丽啊。”程善志经常教育女儿，将来要向妈妈学习，好好对待丈夫。

义永红是个传统保守的农村女人，甚至在谈恋爱时也是先了解程善志的生肖和生日才开始交往的。

婚后，除了干农活，义永红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洗衣做饭的家务。

每天都为丈夫捶脚，隔一段时间还剪指甲给他。饭后她会坐在一旁陪伴着，当丈夫喝酒时她便去给他盛饭。

家人们记得，义永红很少与异性打交道或开玩笑。

每次买卫生巾时她总是小心翼翼，一定要用黑色塑料袋包装起来。晾晒好的内衣总是夹在其他衣物之间。

义永红并没有很多朋友，她的消遣方式包括喝茶、打麻将和刷抖音。

间或她也会自己拍抖音，套上华丽的滤镜，挑选最花哨的模板，她的表情严肃，专注地凝视着镜头。

有时她感慨生活的辛苦，有时相伴着歌曲旋律，她唱起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回到娘家你别多嘴》，歌词中表达了人生的艰辛和矛盾。

自从2000年跟随丈夫来到海南打拼以来，他们曾种过香茅，养过蛇，但辛苦攒下的钱打算回老家盖房子时，他们的儿子却被诊断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长期的劳累使义永红的双手关节变形，无法伸直。她常常告诉女儿，跟了她的父亲之后，无论是老家还是海南，都没有了真正的家。

母亲去世后，程海燕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但始终无法看清她的面容。程海燕估计，可能是因为母亲不情愿与他们见面，感到失望了。

义永红留下的遗书，程海燕也不敢再看第二遍。

义永红承受巨大压力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始终觉得证据不足。

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为了隐瞒这件事，义永红洗了个澡，也洗了当天穿的衣服，使用过的纸巾被她扔在屋外的树下，被大雨冲散了

她自责道：“我恨我自己，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把罪证也弄没了，我担心告不赢他。”她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在义永红感到无望的过程中，还有一点让她无比痛苦，那就是她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算是抵抗。

在遗书中，她写道：“如果抵抗要像你们说的那样扯伤他、扯破衣服，那我没有做到。

因为我害怕他打我，损害我的家人。我的陈述中只说推了他一下，说让他不要搞，这样算不算抵抗呢？”

程善志像是在安慰已故的妻子，他说黄某冠比自己高一个头，胳膊比自己粗壮。他说：“即使他用双手抱住你，你有力气抵抗吗？

不管我妻子是否抵抗，是那个男人主动侵害了我妻子，而不是我妻子去侵害他。”

程海燕对于抵抗一事也感到困惑，她认为推开对方也算是一种抵抗。她平时很少关注与女性权益保护相关的新闻，但在母亲自杀后，她的朋友推举她看了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

她说：“女主角在精神上遭受压迫，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抵抗。我觉得我妈妈在精神上有过抵抗，如果没有抵抗，她不会流泪。”

对于什么是抵抗，66岁的村小组组长韩杭元有着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一个记号，即使有刀架在女方的脖子上，也要抵抗。

在义永红自杀后，这个只有13户人家的小村庄里传播着另一种版本的故事：两人在偷情，被丈夫发觉后自杀。

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的一个因素是黄某冠离开时留下的150元。

在义永红自杀后的一次双方对质中，黄某冠的妻子认为，给了150元，这件事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买卖”。

那两张脏兮兮、黑黢黢的纸币被揉成皱巴巴的样子，叠放在义永红的腰包里。

无论如何，这个小村庄的人们对于义永红的自杀事件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传言，事情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程善志的内心愤慨之情油然而生，他感觉妻子被对方用钱侮辱了，"他丢了钱就跑，我老婆肯定要捡起来了"。

7月21日，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6天，程善志和义永红再次被要求录口供，这是他们第二次录口供。

正是在这次录口供之后，义永红才写下了那封遗书。

程海燕记得，母亲录完口供回家后，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询问：“你情愿告他们吗？如果你情愿告，我会尽力去帮你。如果你不情愿告，那就不告了。

”程海燕渐渐明白，“之前是我们想让她去告，而不是她自己想要去告。主动和被推动是不同的。”

然而，义永红做出了挑选，她挑选了告。

在义永红的遭遇被媒体报道后，文昌市公安局于8月26日宣布调集精干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全面复查。

程海燕统计了一些重新收集的证据：20瓶蜂蜜菊花茶（其中2瓶未拆封，18瓶为空盒），义永红的手机，150元纸币，义永红的妇科检查病历，事件发生后义永红第二天穿的内裤，床单，被罩，席子，枕头，胸罩，长裤，外衣，被雨水冲烂的纸巾，以及义永红尸检时猎取的血液、肝脏和脾脏。

关于黄某冠是否被刑拘以及案件有无新证据，一位文昌市公安局政工室的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案件正处于侦办中，不方便透露详细情况。”

在程善志的观察中，即使在义永红偷偷写下遗书的那一天，他也没有察觉到妻子有任何异常。

7月22日，他们一整天都在忙碌后，决定到饭店共进晚餐。

程善志为妻子买了四罐红牛，因为义永红喜欢喝红牛，几乎每天都要喝一罐。

程善志躺在躺椅上等待她，而义永红已经冲完澡，走过来拥抱着丈夫，亲吻了他。

在那顿晚餐上，他们点了一份白斩鸡和一盘地瓜叶。

然而，义永红仍旧没有食欲，甚至自己最喜欢的红牛也没有喝，只吃了一点地瓜叶。

7月23日，程海燕从海口回到文昌去录口供。

清晨，程善志叫了她几次：“红，我们一起去陪女儿录口供，互相有个伴。

”然而，义永红始终拒绝了：“她说，你去吧，我在家等你回来，我很累，想在家休息一下。

”在平时，程善志会主动劝她一下，夫妻俩总是形影不离。但那一天，“我忘记了牵着她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