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周六。中午刚过，家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口寨村的杨瑞玲，就赶着去美发店做侗族特有的发型，因为晚上她要参加啦啦队方阵，为村里的足球队员们加油助威。

下午5点，榕江县城北新区体育馆足球场已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比赛还没开始，民族歌舞先轮番登场。晚上8点，终于轮到杨瑞玲的啦啦队方阵进场，她们抬着自己做的糯米饭犒劳球员和远道而来的观众。啦啦队里一位94岁的老人尤为引人注目，老人自豪地说：“我高兴了嘛，要来看，口寨村加油！”

6月10日拍摄的贵州“村超”足球比赛现场（无人机照片）

6月11日，人们观看贵州“村超”足球赛

从5月13日起，随着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每到周末，这样的场景就会在这块足球场上轮番上演。

6月3日的比赛，更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原体育播音员韩乔生的到来，达成了5万人现场观看、5000万人在线观看的“壮举”。自此，被当地人称为“超级星期六”的贵州“村超”火爆全网。

“村超”是文化的沉淀，是民间送来的东风

“村超”火了，但要说起这场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赛事的由来，还要追溯到起始于千禧年的“车江三宝侗寨足球联赛”。

杨亚江，车民小学的校长，也是榕江县足球协会副主席、车江三宝侗寨“快乐老男孩”足球队队长。据他介绍，

榕江县向来有足球传统，因此早在2000年就诞生了车江足球联赛。

此后，比赛一年一度已成为传统。今年春节，车江三宝侗寨举办2023年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由车江8个村的足球队参赛。没想到比赛打得火热，有更多的乡镇队伍跃跃欲试。于是，县足球协会便酝酿将比赛升级为全县赛事，邀请各乡镇（街道）以村（社区）为单位组织参加，“村超”从此应运而生。

6月9日，新中村足球队球员（左）与凤凰村足球队球员在比赛中拼抢

“村超”，从球员到裁判，都是名副其实的村民，组队形式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我今天从贵阳来榕江可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踢球。”《贵阳晚报》体育记者吴再忠是一位30多岁的“老球员”，作为榕江人，三江乡四格村足球队一声召唤，他便前来应战，至今已踢了四场比赛。54岁的邹国军是比赛的“主裁”。12岁开始踢球的他，20多岁就当上了裁判。“我平时开店做生意，榕江只要有球赛我就来。”邹国军说，由他执法的比赛每周五、六、日，每天一场。“去年一天还可以搞两场，现在有点跑不动了，好在年轻一代的裁判员已经顶上来了。”

6月10日这天，球赛还邀请了一支特殊的队伍——1984年黔东南州首届中学生“三好杯”足球赛男、女冠军队。

当年的球员伍飞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榕江二小就有足球班，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就被选入。“那时学校的足球场还是泥巴地，离我家就几十米，每天都在那训练。”

高家育也是当年冠军队的一员，这次是从重庆专程赶来。作为榕江少年体校培养出来的球员，高家育去重庆上大学后也是校队主力。“不光是我，他当年被叫作‘球场上的小老虎’。”高家育指着旁边的陈勇说，“不谦虚地讲，我俩都是当年榕江县的优秀球员，奔跑的速度、对球的感觉，没话说！”如今，看到家乡的“村超”有着如此高的人气，高家育很是感慨，

“这是榕江足球的厚积薄发，像一坛老酒一样酿出来了。有这么多人关注榕江‘村超’，也说明了国人对足球的热爱。”

正如高家育所说，榕江之所以能孕育出“村超”这样的比赛，还要源于榕江人对足球的热爱。

上世纪40年代，广西大学迁入榕江，足球运动也随之传入榕江。大学生们在学校围墙内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球，围墙外是好奇张望的当地百姓。上世纪50年代，榕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1965年，榕江县足球队首次参加黔东南州足球比赛获得冠军。1971年后，足球在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逐渐发展起来。

榕江县政协科教卫体专委会主任石庆伟最近考察了榕江足球的历史，正计划参与榕江足球相关报告文学的撰写。

“在榕江县城，每逢足球赛，球场边都是人山人海，而且村民们爱看球，爱戴球员也是有传统的。”

石庆伟说，今天的“村超”能引得万人空巷，也得益于榕江浓厚的足球文化。

“村超”是流量的盛宴，也是经济的“顺风车”

“村超”带火了榕江，也让当地经济搭上了流量的“顺风车”。

2021年，榕江县用好国家“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政策，提出了“让手机变成新农具，让数据变成新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的新发展理念。同年11月，贵州·榕江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园创建，积极发展短视频、直播电商、线上营销等核心业务。

据榕江县新媒体专班工作人员全芳介绍，县里成立了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园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各乡镇（街道）组建新媒体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成立新媒体服务站，形成县乡村三级组织体系。

通过持续性的免费培训，把非遗传承人、留守妇女、返乡青年、村干部、易地移民搬迁群众、弱劳动力等群体培养成为“村寨代言人”，打造“乡乡有网络达人直播服务中心、村村有新媒体直播团队、寨寨有村寨代言人”的新媒体人才队伍体系。

目前，全县已有1.2万多个新媒体账号和2200余个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

正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

为了配合“村超”赛事，榕江县专门成立了“‘村超’新媒体专班”，全县群众自发拍摄赛事短视频，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宣传。

5月13日开幕赛当天，仅通过榕江县自有的“村寨代言人”和直播营销团队就斩获了500万以上的流量。

引来流量的除了足球赛事本身，还有中场休息时的民族歌舞表演。榕江县有侗、苗、水、瑶等16个少数民族，有侗族大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琵琶歌等1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个“超级星期六”，都会有侗族大歌、芦笙、民族舞蹈、摆王木鼓、少儿体操、齐跳多耶等民俗展演和加油助威活动。“村超”赛场上炫起的多彩民族风，让线上线下的观众大饱眼福。

6月10日，村民在贵州“村超”足球比赛开赛前跳芦笙舞

6月9日，少数民族村民在贵州“村超”足球比赛现场为球队助威

“村超”带火的还有榕江经济。

每到“超级星期六”，县体育馆周边的空地上就会出现一片由县里统一规划的小吃聚集区，经营户通过流动摊位、后备箱集市等形式在这里售卖，品尝当地小吃、选购由蓝染土布做成的“村超”T恤的游客络绎不绝。

据悉，7月29日“村超”总决赛后，榕江还将发起全国“村超”邀请赛，榕江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勃已经“喊话”淄博烧烤队、柳州螺蛳粉队……邀请各地球队来榕江与卷粉队一比高下。

“村超”是爆款，更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

各种乡村体育比赛不断火爆出圈，不仅让关注者为之叫好、喝彩，同时也引发了政协委员们的思考：

为什么“村BA”“村超”能火？其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种成功能不能推广复制？

6月11日，人们在贵州“村超”足球比赛现场打开手机灯光进行互动

“真没想到，在祖国南疆的民族地区，居然有如此亮眼的体育比赛项目。”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村超”，让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王树理

感慨不已。王树理说，足球运动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是赛场上的得分，更多的是提升了全体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创造力。要为“村超”点赞！

不仅在于它感动了很多人，更是因为它为我国小康社会做了最好的证明和诠释。而“我参与、我幸福、我快乐”的精神，也必将为社会各领域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

王树理表示，体育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工作中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体育工作质量的根本标准。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

长期关注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他认为，当下“村BA”“村超”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直接体现了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如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讲的，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王济光说，

人们总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其实世界的优秀文化同样也会浸润、融合到民族的传统中，篮球、足球在中国乡村得到发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乡村建设跟上了世界步伐，印证了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的包容开放，反映了世界多元文明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从城市到农村互相浸润、互相融合的趋势。

王济光同时提到，“村BA”“村超”受欢迎，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本身竞技水平的高低，而是在于通过赛事传递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情感价值，让参与者拥有了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的渠道。同时，在比赛之外，通过民族非遗文化的展示、当地土特产品的销售，甚至乡村旅游的串联，都给参与者带来了愉悦和放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休闲体育和休闲文化的归宿，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之义。

“无论是‘村超’还是‘村BA’，都是乡村特有的文化火种。只要找到了独一无二的乡村故事，就找到了打开乡村文化振兴之门的钥匙。”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会主委何寄华

认为，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基础工程。

因此，应该重视民俗文化、乡村文化创新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何寄华谈到，文化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历史传承，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德治与自治的有效结合纽带，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现在很多地方通过体育比赛的形式，在凝聚村民向心力的同时，也反映了当地特色文化，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最终促进了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体育比赛作为一种有力抓手，最终目的还是以此来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何寄华说，乡村体育比赛的火爆，依托的是当地自身条件，并不是说各地都要效仿这种模式，而是应该因地制宜。比如通过支持修复村志、家训，建设非遗传承基地、乡村剧团，发掘保护传统民居等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历史传说、剪纸、蜡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民俗文化记忆馆等，都可以讲好乡村文化故事。

乡村文化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同时也考验着治理者的能力和水平。

“长期以来，我们的乡村有很多自发的、源于历史传统的文化亮点，但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规范及发展。”何寄华说，

“村超”“村BA”的火爆出圈，是因为其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治理的一部分，成为当地乡村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活动。

因此，要着力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思想引领主体作用，同时还要围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县一特”的目标，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品牌，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赋能。

原文刊登于2023年6月19日《人民政协报》第5版

作者：人民政协报记者黄静奚冬琪

摄影：新华社记者杨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