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胡锡进：中央国家机关精减5％编制，需在工作效果不减情况下全力实现

国务院机构改革是本次两会的重大议题和亮点之一，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其中一项内容是精减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具体为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精减5%。

这颇得人心，希望得到认真贯彻。

给已有机构减编通常都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要实现它的平稳推进，首先要最大化提高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减员和增效必须是改革的一体两面。

同时还有必要将优化政府对社会运行、尤其是市场经济运行传统领域的干预结合起来。

否则的话，人员少了5%，但是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就会在实际中很难办。

要防止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机构减编了，但是越搞越忙，于是就向管辖的企事业单位“借调”人员，让这些人员分担本应由公务员开展的工作。

如果领导机关开口借调人员，受管辖的单位一般都会配合，他们会觉得这样做有利于与领导机关搞好关系，这比继续给借调人员发工资和福利那点成本更重要。

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减编的实际意义就会打折扣。

我认为人员编制数量应是一条硬杠杠，传统领域尤其如此。

因为它本身就包含了很多意涵，既然很忙，那么就应排斥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大力提升工作的效率和针对性，把全部行政资源都用在刀刃上，这对政府办事作风不断优化是一种倒逼。

如果说政府各机构的办事效率已经提高了，但还是人少事多，一些事情仍顾不过来，那么就说明，顾不过来的某些事情本来就是可以或者应该不去顾的。

我们的社会治理不应是永远做加法，有些时候也应该做减法，全国政协委员贾庆国在一份提案中建议大幅裁减非必要事业单位和人员，如各类行业协会、学会和协会，这也是一种做减法的思路。

有些事情是国家必须抓紧抓好的，随着形势变化，会有新的紧迫事项出现，比如金融监管就需要不断强化，出不得任何问题。

机构改革方案对各部门精减5%人员做了一个解释，即“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

这次机构改革新组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数据局等机构，那些机构编制的很大部分恐怕就要来自其他机构的减编。

中国公务员队伍不可能不断扩大，而政府管理好发展和安全的总任务又减轻不了，新问题会接踵而至，我们必须能够对监管力量实施有效腾挪，确保治理的准确、高效。

在社会治理的很多层面，有些具体事情可以通过民间自治的方式理顺，这对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有益无害的。

换句话说，该管的事情一定要调配更多力量管好，不该管或可以不管的事情则应探索由民间力量在政府指导下自我协调好。

这个关系一定要客观辩证地看，积极加以统筹。

总之，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提供了优化治理结构和进一步提高治理效率的契机，它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通力支持与配合，全面推进好，取得预期效果。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 权威专家解读

3月7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也向社会公开，其中涉及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组建国家数据局，以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一系列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

如何从宏观上总体把握此次改革的性质？站在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时间轴上，此次改革旨在解决哪些问题？就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赵成根长期研究行政体制和政府组织体制，并多次参与中央和地方机构改革的实践，党的十九大以来，他也作为咨询专家参与中央决策咨询的有关座谈。

赵成根认为，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在十九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政府职能和机构的合理归位。同时，也是针对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国际形势、全球竞争的变化、国家治理战略重心的变化，调整政府机构、职能。

新形势新任务，需要新的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变化

新京报：从总体上看，你认为应该如何看待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

赵成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轮政府机构改革，或者说是行政体制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管理体制。实际上，这一改革目标到十八大召开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党政统筹这一总原则的引领下，这是一次实质意义上的“大部制”改革，且落地十分顺利。

国家机构的设置和完善都是一边试一边往前走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次改革中就完成。改革后有需要调整的，新形势新任务也需要新的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的变化。

这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在十九大以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职能和机构的合理归位。同时，也是针对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和国际形势、全球竞争的变化、国家治理战略重心的变化，调整政府机构、职能。

新京报：此次机构改革具体调整到的部门，体现了什么特点？

赵成根：先说说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和调整金融监管体系。

科技管理体制的调整肯定是针对当前我国科技发展的形势和全球科技竞争的新情况。我们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集中力量在一些“卡脖子”工程上取得成绩，这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的支持。重新组建科技部，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考量，要使政府、企业、学校形成一体化的国家主导的科研体系，按照新型举国体制，完善科研全产业链的管理。

组建新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把证监会从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而且还要调整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的设置，这一系列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强化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威和管理能力，堵住金融系统监管的漏洞，更好地在金融系统中起到预防腐败和犯罪的作用；其二，证监会过去实际上就是履行政府职能的事业单位，把它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使其名实相符了。

其他机构的设置也都体现了新形势、新任务对机构调整的需要。比如老龄工作管理体制的完善、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等。信访局从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也是升格，就是要加强党和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

新京报：不再单设乡村振兴局，是不是这方面的工作弱化了或结束了？

赵成根：乡村振兴目前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次改革，更重要的还是理顺机制，它本身属于三农工作的一部分，相关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这也是强化农业农村工作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协调统一决策、运转和管理，并不是要弱化乡村振兴工作。

“办的事变了、办事方式变了，行政组织体系也要变”

新京报：在你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是否有一个一贯的方向？

赵成根：中国的改革首先是经济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发展出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间社会。40多年来，市场经济和新型的多元社会结构的发展任务基本完成，其格局也基本形成。

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的党政体系，实际上是以计划经济和单位社会为基础构造的。管理的需求变化了，管理的体制当然也要发生变化。

1982年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主要是要解决机构膨胀的问题，重点是机构的剥离，我们称之为局改公司。从1988年改革开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核心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职能体系、行政组织体系和行政运作方式。

因为办的事变了，办事的方式也变了。比如，对民营企业不能用命令的方式去管理，而是要用法律、经济的手段，辅之以适当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政府职能变了，政府机构也要调整。比如机械工业部、冶金部、纺织工业部就必须撤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微观监管、社会服务和综合等方面的机构就必须设立。

到十八大之前，“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职能转变、结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了。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从十九大开始，我国全面启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国家新征程。实际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是这个伟大历史使命的一个篇章。

新京报：如何保证机构改革落地？如何检验机构改革的成效？

赵成根：政府职能、政府机构的调整，实际上阻力不小，涉及的单位多、人员多。过去我们叫“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既是考虑到市场经济本身是逐渐发展的，同时也是分步实施以减少阻力。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顺利推进了各项改革工作。可以说，要想让机构改革顺利落地实施，靠的就是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办什么事都能雷厉风行地去落实。

对于机构改革的成效如何检验，就是是否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比如说我们调整金融监管体制，是否对金融系统进行了更有效的监管、是否起到了更好的预防腐败和犯罪的作用，如果实现了这些预期目标，那改革就是有成效的。

各部门精减5%的人员编制，是比较温和的改革指标

新京报：这次改革还提出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的要求，你怎么看这项工作？

赵成根：精减，就是要撤除不必要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冗员。定5%的硬性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用更少的机构、更少的人员、更少的支出来干更多的事。

这个指标还是相对温和恰当的。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历史上，力度特别大的是1998年，国务院系统当时4万人，改革最初的构想是要精减三分之二。最后精减了1.7万人，但也是非常大的力度了。这次定的5%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指标了。

新京报：具体而言，各部门如何分流人员？

赵成根：定下5%的目标，实际上也是让各单位清理一下“家底”，尽可能把冗员和不必要的机构清理掉。这有可能是一个处，甚至只是一个处的分支，以此来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政府效率。

具体到落实方法，1998年的改革用了很多办法，我们叫“干部分流”，最大限度地消化了改革的风险。我想，实现这一次改革5%的目标，我们一定会有相应的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