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出病房后，人就像个婴儿”，37岁李晖的求生之路

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百级层流病房出来后，李晖（化名）进入了3个月的急性排异期，他反复腹泻，身上起了瘙痒的红疹。

百级层流病房，又被称为“移植舱”。李晖2022年10月1日入舱，11月3日出舱，他在舱内整整待了一个月零两天，瘦了30多斤。

李晖，一个37岁的中年人，家在河南信阳。

他爱折腾，2014和2019年，在郑州和武汉做生意没成，赔了二三十万。后来他上班，一边养家一边还债。

身体的异样是从2021年七八月开始。

他开始头晕、视力下降，大脑反应变慢，运动能力下降。

到了10月，他的病情明显加重，“下楼时很害怕，不扶着栏杆就害怕一脚踩空”。

随后，他辞去工作，辗转于信阳和郑州各医院。

经历被误诊及错误治疗，做了基因检测后，他被确诊为遗传性弥漫性白质脑病伴轴索球样变（hereditary diffuse leukoencephalopathy with spheroids，简称“HDLS”）。

近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立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HDLS是由于CSF1R基因突变所致的遗传性白质脑病，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该病在国内平均发病年龄是43.35岁，早期病症以记忆减退，脾气改变等神经精神症状和运动障碍、偏侧帕金森综合征表现为主，继而出现失用、癫痫等皮质功能障碍，最后病人长期卧床，因各种并发症死亡。

曹立称，HDLS病程进展迅速，从发病到去世仅3年左右。

在无特效药的情况下，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是控制病情较好的办法，但这对病人及时确诊、身体基础和经济条件都提出较高的要求。

误诊和确诊

2021年，经历了两次生意失败的李晖，在广东东莞上班，每月8000多元的工资，一边养家一边还此前赔的钱。信阳家里，妻子守着母亲和12岁的儿子。

同年七月，接连而来的头晕让李晖感到困惑，一开始他以为是压力太大，没休息好，感冒了，还在医院开了感冒药来吃。这些药不仅没吃好，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和大脑反应能力逐渐下降。

他从东莞回到信阳，但医生说他身体没什么问题，这些症状是精神太紧张所致，让他不要想太多。8月，他开始视力下降，检查显示他的转氨酶数值偏高。

又过了两个月，以上这些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李晖称，当年10月，他经常感到，“下楼的时候都很害怕，不扶着栏杆我就害怕一脚踩空了”。

这让他意识到，自己肯定是生病了。

2022年2月，过了春节，他动身去了一趟郑州的医院。做了多项检查后，医生告诉他，他是多发性脑梗，要住院治疗。

李晖在医院住下，按照多发性脑梗的治疗方法治了一个多月后，他感到不对劲。“一点用都没有，症状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他称。

同年三四月，李晖自称，身体“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跳动”。他描述，亲眼看到“自己的肌肉跳动，游走性跳动，一开始是小腿后面是大腿，再到肚子，再到胸部”。

“跳完之后，会感觉到腿上麻麻的，像是虫子爬了一样。”他称，只要前一天身体肌肉跳动，次日跳动的部位就会关节疼。

而后他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基因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他属于CSF1R基因突变，基本被确诊为HDLS。

回家后，他赶紧上网查信息，疯狂般地查找网上介绍HDLS的资料。他看到一个北京的专家介绍，HDLS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大约三四年。这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求生的本能让他转而去寻找其他病友和治疗的办法。

他不停地翻找发布类似内容的帖子，在一个几年前的帖子里，他找到了一个QQ号。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添加这个QQ号为好友，每天看无数次手机，期待对方能回复自己，以此确认这世上不是他一个人患此病。

后来的事实证明，前期对误诊的及时纠正，以及在得知患病后积极面对的心态，让李晖为后续的治疗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基础，在与疾病赛跑的过程中，他也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一般从发病到死亡约3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晖找到了一名病友，并从病友口中听说了“曹主任”。“曹主任”就是上海六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曹立。

近日，曹立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HDLS是由于CSF1R基因突变所致的遗传性白质脑病，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一般为成人发病，如果10岁以下发病，则可以排除患HDLS可能。

国外的文献统计，国外女性发病的年龄在40岁左右，男性在47岁左右。

而国内的统计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发病年龄是43.35岁。

在国内过往的报道中，有案例在比较年轻时发病，也有个别案例甚至到了70多岁才发病。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的文献报道中，男性和女性发病比例几乎没有差异，而国内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比例接近2：1。

曹立称，不同的人早期症状也有差异，在国内的病人身上，运动迟缓、肌张力增高等帕金森样运动症状和记忆减退，脾气改变等神经精神症状是早期主要症状，这些早期症状容易被忽视而延误诊疗时机，很多病人在就诊时，已经出现运动障碍、偏侧的帕金森综合征等。

曹立坦言，随着病程的发展，病人在认知、精神、行为包括运动等方面，开始全方位退化，病程进展非常迅速。

“现在来看病的病人，走路各方面还可以，认知有点下降，脑子里有脑白质病变，但快的人可能过了半年，就已经坐轮椅或卧床了。”曹立说，统计数据显示，国外从发病到去世的时间为6.8年，而国内在3年左右。

曹立坦言，病人病程末期，会进入卧床阶段，生活无法自理，出现呛咳，合并感染等情况可能导致病人离世。

他介绍，HDLS是显性遗传病，携带者遗传给孩子的几率为50%，如果有家人已经明确为HDLS患者，那么其兄弟姐妹及孩子去做基因检测，就能查出是否携带，“也可能一辈子都不发病，但一旦发病，进展得非常快。”

关于李晖及众多HDLS患者最关心的治疗方案，曹立称，目前国内外都尚未有特效药，美国有药物进入临床试验，但试验数据也尚未披露。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国内外的治疗手段都是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也就是进行骨髓移植。

进舱和出舱

2022年年底的这几个月，对李晖来说异常艰难。

在确诊为HDLS后，曹立向李晖介绍了骨髓移植的治疗方案。

曹立称，手术要清理掉患者自身的造血系统，然后再把异体的干细胞回输进患者体内，让它在患者体内“生殖”。手术过程中，患者在没有免疫能力的情况下，感染风险较高，若出现呛咳、肺部感染等情况，则会有生命危险。

李晖告诉记者，医生说，此前有两名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没挺过来。手术前，他很焦虑，每晚睡不好，甚至想好了如何安顿家人。

此外，手术对患者的身体条件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非所有患者都能做手术。曹立坦言，如果患者运动能力和神经功能尚好，进行各类评估后或能进行手术，但如果患者出现吞咽困难、行动困难、卧床，身体条件达不到，则不建议做。

“不做的话，（生命）也就两年的时间；做的话就有风险，但挺过来希望就很大了。”强烈的求生欲让李晖不敢耽误治疗时间，三个月内，他配型成功，并配合医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各项检查和身体评估；即便不知道是否有用，他仍坚持每天早起锻炼身体。

2022年10月1日，李晖在上海瑞金医院进入舱内，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移植手术。

刚开始是小剂量化疗，而后进行大剂量化疗。化疗带来强烈的身体反应，李晖在舱内反复呕吐、头晕，无法进食，只能依靠水、营养液和其他药物。

同年10月13日，医生为李晖回输异体干细胞。排异反应导致他开始发烧，全身发冷，反复腹泻，“都站不起来，身体都是软的”。

母亲陪伴李晖熬过了最艰难的一程。一个月零两天后的11月3日，他出舱了。

“医生说出舱之后，人就像是个婴儿一样。”术后三个月急性排异期内，他反复腹泻，身上起瘙痒的红疹。他从医生口中得知，他的排异反应算很轻的了。

养病的同时，看着每天的账单，李晖十分心疼。

如今，母亲照顾自己，妻子要照顾儿子，还要出去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家。

做生意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做手术的钱。

他甚至产生了出院的念头。

而曹立则表示，此前的案例中，有患者做了第一次移植后，在半年内完全排斥了异体的干细胞，无奈又调整了手术方案，做了二次移植。

所以，术后三个月的急性排异期和六个月的慢性排异期很重要，要做好监测，定时随访，评估患者的身体情况。

病耻感

回忆起来，在李晖确诊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

此前的他，从未了解过罕见病，更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刚确诊时，他甚至觉得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患HDLS。

近日，患者组织——雪莲花HDLS关爱之家的创办人漪楠告诉记者，患者找到他们之前，普遍都会觉得很孤独、恐惧、不知所措。

漪楠的父亲是HDLS患者。

2014年，做了一辈子医生的父亲开始有了症状，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父亲做了各种检查，经历了多次误诊，最终在2016年做了基因检测，才查出是HDLS。

但那时，漪楠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无法支撑做造血干细胞手术，只能看着病情发展，如今，父亲已是植物人状态，在医院躺了4年多。

在父亲确诊后，漪楠做了基因检测，幸运的是，她不是突变基因的携带者。而李晖称，他的姐姐至今不愿去做检测，她认为即便查出是携带者，但不知道何时发病，也有可能不发病，徒增心理压力。

“我们遇到很多患者的家属，有人不愿那么早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漪楠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如果查出是携带者，有一系列的准备可以提前做，以便为发病后争取宝贵的治疗时机，比如，可以提前进入骨髓库做配型，也可以提前做好治疗费用方面的打算。

在患病后，李晖也感知到了家人身上的细微变化。当初，他要在网上筹钱，他明显感到家人不愿意公开得了这个病，她们认为一旦让别人知道，家人和孩子都会被另眼看待。

“就算你不跟别人说，这个病也在你身上，何不大大方方接受，找资料，找解决的办法呢？”李晖称，他公开自己患病的事情后，才知道原来亲戚里也有人患其他类罕见病，只是此前一直隐瞒着。

说起李晖，曹立和漪楠都认为，李晖有较好的身体基础做手术，术后恢复得也不错，都得益于他在病程早期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坚定的信心。

曹立表示，治疗HDLS需要多重因素。首先，病人在初期有症状后，应该第一时间就诊，其次，接诊的医生应及时确诊，同时推荐患者到能治疗的医院。最后，病人要有强烈的治疗欲望，“有些病人很纠结，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早治可以保命，如果不治就等于是放弃了。”

“很多患者可能都没出来治疗”

确诊HDLS后，李晖回想到，2013年左右，父亲在61岁时，开始记忆力下降，出门要么忘了自己要去哪里，要么就是忘了回家的路怎么走，“有时走着走着就走丢了”。

而后，父亲被确诊为小脑萎缩，治疗没见起色，再后来他生活无法自理，开始卧床。66岁时，父亲去世了。

现在，回忆起父亲的病情，李晖认为父亲很有可能也是HDLS患者。

2021年，曹立团队收集了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在全国22家医院神经内科确诊的CSF1R基因相关性白质脑病患者的临床及遗传相关病史资料，对62例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

这62例患者中，30例为散发患者，26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家系的32例患者。男性21例，女性41例。该研究论文于2021年11月发表在《中华神经科杂志》上。

研究发现，中国患者在临床表现上以进行性运动障碍和认知障碍为主要特征，影像上以双侧脑室周围脑白质改变为核心特征。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患者认知功能及影像改变较男性更为严重。

曹立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国内各单位报道过的HDLS病例有90多例，平均一年确诊一二十例。这90多例中，他面诊过的有五六十例，目前全国仅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和瑞金医院开展了针对HDLS患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截至目前，全国HDLS患者进行的移植手术不到20例。

他透露，目前所做的移植手术，整体效果不错。有来自广东和江苏的个别病人，手术恢复后，“日常生活（没问题），还可以上班，还可以参加水上运动”。而这名广东的患者在发病初期就在当地医院第一时间确诊，然后找他及时做了手术。

曹立称，目前国内还没有权威的HDLS病例的统计数据，他推测实际的患者数字，或远远大于90人。究其原因，他认为大部分涉及到误诊和漏诊。

他总结道，这些年面诊过的病人中，往往都会被误诊为多发性硬化、脑梗、小血管的病变及遗传性脑小血管病等。治疗时发现越来越严重了，才做基因检测确诊HDLS。但另一方面，就罕见病而言，不管是医生还是公众，整体认识度不够，很难及时确诊。

上述研究论文在最后也提及，HDLS的罕见性使普通民众及基层医生对疾病认识严重不足，且由于起病隐匿，在初期，相对于运动功能的减退，患者及其家属更难注意到认知或精神水平上的轻微差别，需要提高群众对疾病的认知，推动规范化的诊疗。

曹立还透露，有些病人甚至可能都没有就诊。

在目前的确诊病例中，他还未遇到过特别偏远地区的患者，“有可能这些病人根本就没有出来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