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网友：一个字“穷”

通过比较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为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造成这种低消费、高投资的总需求结构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专家：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消费，投资只是手段。投资减少了今天的消费，是为了增加明日的消费。消费不仅是目的，而且，消费也决定了投资是否有回报。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那么，投资的回报率也会越来越低。最终，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也将难以为继。

然而，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中国消费低、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专家：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决定居民消费率的两大因素

对GDP需求结构的跨国比较似乎表明，中国的消费占比处于较低水平。真的是中国人过于“吝啬”吗？我们可以将居民消费率进行一个分解：

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GDP）=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所以，居民消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消费倾向，这等于每一元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其二，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专家：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在主要国家中，中美两国的总需求结构正好相反，中国是投资高、消费低，美国是消费高、投资低。比较中美两国居民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倾向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在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国是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

简单推算即可知道，在消费倾向既定的情况下，只要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居民消费率就将达到48%，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当；或者，在居民收入占比既定的情况下，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居民消费率就将达到56%，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

那么，在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和消费倾向过低两个因素中，哪一个对消费的影响更大呢？是前者。因为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收入高，收入稳定，消费倾向自然也就高。

而且，观察新冠疫情前的数据可以发现，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居民消费倾向就在不断上升，相应的，居民储蓄倾向（储蓄/可支配收入）不断下降。

人达峰之后消费倾向的上升和储蓄倾向的下降符合生命周期理论：

在人达峰前的人口红利阶段，获得收入、进而储蓄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多，因而居民部门总体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在人达峰之后，退休的老年人口开始消费此前的储蓄，这必然导致消费倾向上升、储蓄倾向下降。然而，从人达峰之后的2012年算起，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还低于2012年。

所以，居民不消费不是因为“吝啬”，实在是囊中羞涩，“没钱”啊。可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位居主要经济体首位，人均GDP离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么，“钱”去哪儿了呢？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的问题。

三种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一些人以为，与做大蛋糕相比，分蛋糕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分蛋糕也挺复杂。

这里有三种分法：第一，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第二，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第三，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等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三种分法中，最难的是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

就第一种分配而言，在《资本论》中，通篇描述的都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关系。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收入过低的工人阶级缺乏消费的能力，从而反过来又导致资本的过剩。一些人据此也以为，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原因就在于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因而

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成了自然的政策选项。然而，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确实，在过去二十年中，随着资本对劳动力的取代，在许多国家中，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都在不断下降。但是，横向比较看，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并不低。以2010至2019年部分国家数据为例，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这一数值虽然比英、美、法、德四国要低，但高于其余11个国家。在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中，中国劳动报酬占比都是最高。所以，劳动报酬占比不是居民“没钱”的原因，而且，这也解释不了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例如，巴西劳动报酬占比比中国略低，墨西哥劳动报酬占比则低至37%，但两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高达64%左右。

与第一种收入分配直接相关的是第二种收入分配，即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资本剥削劳动的结果就是，在居民部门内部，形成了占有大部分收入和财富的少数富人和饥寒交迫的大多数穷人。富人，哪怕骄奢淫逸，也消费不完占有的财富；穷人，哪怕消费倾向再高，也无钱消费。于是，在每个人的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必然导致总体的消费能力下降。然而，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

基尼系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该系数越高，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均等。比较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在15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五。这表明，在这种意义的收入分配问题上，中国确实有改善的空间。但是，无论是基尼系数比中国低的国家，如英国、印度、日本等，还是基尼系数比中国高的美国、墨西哥、巴西和南非，居民消费率都远高于中国的水平。而且，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美国，其居民收入占比也高于中国。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既解释不了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也与居民消费率的高低无关。

第三种收入分配问题就是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等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一目了然：居民收入占比较低，一定是其他部门收入占比较高的缘故。比较2012至2020年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是20%和19%，而美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和16%。专家：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所以，中国居民“没钱”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两个途径

那么，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呢？进一步观察中美居民收入的结构，可以发现问题的答案。中美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有所差异，但大体可以归于三项：

居民可支配收入=劳动报酬+财产收入+经常转移

其中，劳动报酬主要是工资收入，在中国，这一项还包括与工资收入相差不多的增加值（可以理解为小微企业、个体户的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经常转移是政府通过再分配给予居民的收入，这等于居民从政府那里获得的社会福利补助、再扣除缴纳的收入税和社保缴款之后的净额。

比较中美居民的三项收入，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只占4%，经常转移收入几乎可以忽略。相反，在美国居民的收入中，财产收入占到22%，经常转移也达到9%。所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两个途径就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和经常转移收入——这两个途径都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过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