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失踪的哥哥

蒋安一家所在的村庄位于合肥市区以北大约60公里，紧邻省道。村民以务农为生，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如今村里人烟稀少。

蒋安在家里排行第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早年去世，只剩母亲，今年已经80岁。她微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一头黑发，显得年轻。儿子回来之后，她和亲戚讲起多年的分离，还是会止不住地流眼泪。

蒋安和姐妹们从小在村里长大，蒋芳说，哥哥外出打工前结过婚，持续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没有子女。二十几岁时，蒋安跟着三姐去浙江义乌打工，做服装生意，干了一两年就回家了。

2001年，蒋安又说要出去打工。他觉得合肥工资低，想去更远的地方。家人没细问他要去哪，“没想到他会这么久不回来”，这一别就是21年。

起初，他和家人还有联系，偶尔会打电话回家，报一下平安，问问家里的情况。但他几乎每次打来都是不同的号码，家人们联系不上他，打过去要么不是本人，要么无法接通。蒋安给出的理由是，手机丢了，或者欠费了。

家人曾要蒋安回来办二代身份证，他不愿意，“在外面这么多年，不办身份证也能打工，我要回来肯定要带点钱对吧。”后来，派出所将他的身份信息注销，他的旧身份证也用不了，他没办法办银行卡，用别人的身份信息办手机号，平时只能用现金。

蒋芳说，哥哥最后的消息是他自称在外成了家，妻子生病，需要医药费，找姐姐借十万。“我们让他把人带回来，到合肥看病，他不肯。”蒋芳说，哥哥给的银行账号也不是他本人，家人便没转钱。

蒋安在外地是否结婚无从查证，他回家之后，家人们也不再提起这件事。

之后，蒋安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我们都以为他进了传销组织。”蒋芳说，他们试过找派出所，查不到蒋安的信息。拜托出去打工的同乡去外地查，还是什么信息都没有。

“刚开始妈妈还老是念，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总说小宝回来才是真的团圆。”蒋芳说，这几年母亲不怎么念叨儿子，家人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

蒋安回到老家。图丨九派新闻记者王佳箐

【3】桥洞下的流浪汉

广西南宁城东的一处立交桥下，是蒋安的住处。在初夏的南方，他在地上铺一床凉席，盖一床薄被。

据他所说，他曾在工地上干活，做建筑外墙，负责水泥砂浆。做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没有身份证和银行卡，老板只通过转账的方式付工钱，只给了一点现金。

之前没有二代身份证，没有银行卡，蒋安也能找到一些工作。近几年，公司管得越来越严，到处进出还要扫码，他因此游离在社会边缘。

无从知晓蒋安在桥洞下住了多久。据极目新闻报道，2020年，南宁市益群致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从街道办那里得知，有流浪人员一直在桥洞下生活，便着手帮他寻找家人。

去年6月，社工包杰在巡查时遇到了蒋安。他穿得很整齐，神志清醒，住处周围收拾得很干净，“和其他的流浪汉不太一样。”蒋安知道自己的姓名、家庭住址，但他没有身份证，也不愿意回家。

后来，包杰为蒋安在附近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一份工作，一天50元。不下雨的时候，蒋安基本都会去那干活。包杰每个月都会去看他，给他带一些水、面条和衣服。

回到家乡，蒋安不愿意再提广西的遭遇。记者问起他是否曾在废品站工作，他不承认，问起他做什么时，他说：“就混，什么都不做。”

住在桥洞下的蒋安。受访者供图

【4】回家的儿子

哥哥变得沉默了。妹妹蒋芳（化名）说，“他以前外向些，跟人打交道都没什么问题。”见面之后，蒋安的话很少，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听。家人告诉他，好几个外甥已经成家生子，他做了舅爷爷，他不说话，但笑得很开心。

刚见面时，蒋芳试过问哥哥在外的经历，他不说话，家人们想，他不愿意说就不说。回到村里，亲戚们都不多问他失联的这些年里，去了哪，做了什么，他们都叫他的小名，说：“小宝，终于回来了。”

49岁的蒋安头发有些花白，身材偏瘦，皮肤黝黑，眼袋厚厚地垂下，不爱笑。他穿一件深蓝色衬衫、黑色裤子，和一双雪白的球鞋，鞋底粘了一圈黄土。

回家的第一天，他和家里的老人坐着聊了一会儿，走出门坐到路边的石块上拨弄指甲，手里拿着一部新手机和一盒烟。妹妹蹲在他旁边刷视频，他抽烟，但不玩手机。他时而抠指甲，时而摆弄啤酒瓶的拉环。

亲戚家门口的水泥路是他离家之后修的，路对面的农田也是后来开垦，更不要说村口连接合肥市区的省道。“以前这片都是泥土地。”他对生长于斯的村庄感到陌生，“我连我们家的田在哪都不知道。现在没人带着，我在村里都要迷路。”

蒋安坐在门前。图丨九派新闻记者王佳箐

其实，蒋安不太愿意回家，“我就是为了看看老母亲，要不然我不会回来的。”蒋安说，他想等赚到钱再回来。“我在外面二十多年，至少要搞一套房子，这都没搞到，我怎么回来。”

他对未来没什么打算，妹妹说，先帮他把身份证和户口本办好，之后如果他想待在老家，就好好陪着母亲，如果想出去打工，他们可以帮他在合肥找份工作。蒋安未置可否。“我肯定会出去的，说不定还要回去的。”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蒋安向记者要了名片，“以后我混不下去了，就去武汉找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