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亲爱的，弟弟

孙卓丢失5172天后，2021年12月6日，在警方组织下，孙海洋夫妇与孙卓在深圳相见。

认亲仪式上相拥的瞬间，孙海洋抱着17岁的孙卓，放声痛哭。

与此同时，距离深圳2607公里外的新加坡，孙海洋的女儿、孙卓的亲姐姐孙悦通过网络直播看到了这一幕。

正在吃饭的孙悦开始无声流泪，大滴泪水掉进饭里。

分别14年后，孙悦隔着视频再次见到了孙卓。

视频那头的年轻人高瘦，戴着眼镜，额头像爸爸，眼睛像妈妈。

隔着模糊的泪水，孙悦看着，仔细辨认着，直到眼前轮廓清晰的年轻人与记忆中的弟弟相重叠。

那是三岁半的孙卓，额头宽，笑眼弯弯，穿着幼儿园的黄绿色短袖校服，右手比了个“耶”。

这张照片被印在红底或白底的寻人启事上，被印在报纸上，张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也贴在深圳甚至全国一些地方的角落。

2008年1月，10岁的孙悦独自一人搭乘从湖北监利县出发的巴士，来到深圳与父母团聚。

她再没见到弟弟，看到的只有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也构成漫长岁月里孙悦对弟弟所有相貌记忆的来源。

孙悦用“癌症”形容这些年家庭的痛苦。

父亲孙海洋曾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

而现在，降落在这个家庭里的“癌症”终于被治愈。

孙悦说，弟弟能找回，是她二十三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

以下是孙悦的自述：

我在湖南永顺县长大。当时父母在县城的天桥下开了一间包子铺。

每天早晨5点多开始卖包子，爸爸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去店里和面、做包子。

回想起永顺，感觉记起的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孙卓，而是一些自然现象，洪水和繁星。

因为上游泄洪，永顺常发大水。

有一年，我在家里正看动画片，水渐渐漫涨，一直淹到电视桌下面。

我爸把我举在肩上，跑去天桥上的高地避险。

洪水淹进天桥下的包子铺，淹进家里。

但我一点也不害怕，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爸爸总能解决好。

坐在他的肩头，我感到安全。

有次凌晨出发去包子铺时，爸爸带上了我。

从家里走向包子铺不过300米的距离，他牵着我的手，四下无人，静悄悄的，整个城镇都在沉睡，我抬头，看到数不尽的繁星堆在天上。

在教育子女上，爸爸一向宽容，很少说重话。

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他对学习这件事很执着，他觉得上学对孩子是很宝贵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上学。

小县城送孩子去上兴趣班并不多见，但爸妈给我报了舞蹈班。

刚学舞时有很多基本功训练，下腰、劈叉，我觉得辛苦，不想去。

那是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冲我发火。

他抄起炉子旁的铁钳，大声问我要不要去。

我吓哭了，他也慌了。

赶忙扔掉铁钳，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就是这么一个笨拙的父亲。

2003年，我五岁时孙卓出生。

孙卓顽皮、机灵。

我们在一起总是吵闹，为了玩具或者零食争抢。

这种吵闹是亲昵的，我不让着他，他也不让着我。

2007年，小学三年级时，我回到湖北监利老家上学。

爸妈带着孙卓去了深圳。我那时成绩很好，可是赴深务工子女很难入学，为了不耽误我，他们想在深圳安顿下来再接我过去读书。

2008年1月，独自一人在老家待了大半年后，大伯把我送上从监利开往深圳的大巴。

搬去深圳前的一家四口。受访者供图

那时，我对孙卓被拐的事情一无所知。

爸爸接到我时是深夜，他看起来心事重重，也没有流露出看到很久未见孩子的喜悦，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

出租车停在包子铺门口，夜色掩盖了“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的招牌。

因为太累，回家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我才想起没有看到弟弟。

走出房间，客厅的墙上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和报纸，纸上印着弟弟的照片。

照片里，孙卓穿着黄绿色短袖，蓝色拖鞋，脸颊肉肉的，咧着嘴笑着，右手比了个“耶”。

这时我才知道，弟弟丢了。

没有人正式地跟我谈过孙卓的事。

记者和警察频繁到访，在他们和父母的谈话中，我渐渐拼凑出事情的详细过程。

那是2007年的10月9日，爸妈包子铺开业的第二天。

天刚黑的时候，妈妈去包子店剁姜，叫爸爸在家里看着孙卓，爸爸打瞌睡睡着了，孙卓跑出家门，在离家100米开外的白石洲城中村的花坛玩耍时，被人拐走了。

当时包子店离孙卓被拐的地方很近，但妈妈背对着店门剁姜，没有看到孙卓。

深圳和我想象中繁华的大城市不一样。

上小学时，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深圳白石洲的城中村，围绕着下白石新村的家、包子店，和店铺所在的巷子。

爸妈依旧延续着从前开店时的时间表，爸爸凌晨2点起来和面，妈妈随后到包子店，剁馅，调料，包包子。

一直要忙到晚上8、9点。

家也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变得破碎、摇晃。

家里总在争吵，三天两头大吵。

妈妈，爸爸，奶奶总在互相指责。

妈妈怪爸爸在沙发上打盹没有看好孙卓，爸爸怪妈妈在店里切葱姜，离孙卓被拐的地方只有三四米，却没有看住孙卓。

奶奶也吵，怪爸妈把孙卓弄丢了。

孙卓走失后，我妈变得很情绪化。

一次和爸爸争吵后，她冲进厨房拿起刀，想要砍自己的手，被我爸抢下来，但刀背还是砸到了手。妈妈的手背肿得很高，是触目惊心的青紫色。

我害怕，不知所措。

有时我会躲在房间里，有时就看着他们。

我不会安慰，劝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哭。

爸爸越来越沉默，妈妈越来越敏感。

从前，她爱漂亮，喜欢穿优雅的长裙，也爱尝试新东西。

弟弟走失后，她更轻易地被触动到最痛苦的地方。

有时她只是和我聊天，说着说着，突然想到以前的事，她开始流泪，越哭越伤心。

她的身体也变差了很多。

容易生病，肠胃也不好，上楼没力气。

有时去买菜，回来的路上会给家里打电话，说来路上接一下吧，我走不动了。

我放学后常去店里帮忙看店。

有次刚进店，看到我妈正在包烧卖，她低头专注于手上的动作，突然开始流鼻血。一滴一滴地掉进馅里。最后那盆馅只能倒掉。

家里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记者到访。

有人采访时，妈妈会换个好看的衣服，画个眉毛，把头梳好，发根白发太多的时候，她会染黑头发。

记者来时，爸爸会提前告诉我，我会主动避开。

那时的心态是大人正在办要紧的正事，我应该回避。

我帮不上什么忙，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

有媒体曾写在深圳七年，我一直被要求隐藏身份。

记者来家里，我被要求当众要叫父母为叔叔、婶婶，不准叫爸爸妈妈。

我确实叫过父母“叔叔”和“婶婶”，但只有那一次。

他们扛这个担子已经很重了，他们想让我自由、轻松地过自己的生活。

父母曾掩饰我存在的信息，也绝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为了提高关注度，让更多人关注我们家庭。

网络上有些网友觉得对我不公平。

但这确实没有造成对我的伤害。

我反而觉得在找弟弟这段漫长的跋涉，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无尽的争吵过后，家里的氛围转为沉重，压抑。每个家庭成员都避免提到孙卓，一提到“卓卓”，大家会突然静默。

每年的10月9日，孙卓走失的日子，每个人心里都会记得，但大家不会交流。

有时我会突然想到弟弟，但我不会说。

寻找孙卓从未停止。

爸爸的手机一整天都在响，他总在接电话。

起初，他贴寻人启事，后来，他联系被拐孩子的其他家长，和他们相互依靠。

十几个家长会聚在我们家，他们不会哭闹，讲话声听起来克制、冷静，神情有和父亲相似的沉重。

有时，他们只是吃饭，有时，他们吃饭后立刻开车出发去外地。

爸爸经常不在家，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

他跑遍了几乎中国的所有省份。

妈妈急躁，常因为拖延、磨蹭、丢三落四等习惯问题训我。

我开始写日记。

难过的时候、心里憋闷的时候都会写。

那几年写完了10个本子。

和妈妈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我在白石洲念六年级时。

中午放学后，妈妈在店里一直唠叨我，没等到上学时间，我跑去学校门口晃荡，不想待在家里。

妈妈气急了，跑来校门口，推搡着我，把我拉拽着拖回家里。

当时校门口聚集了很多学生，有不少我认识的同学。

那种羞辱让我难堪，我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跑出家门，跑向附近的大沙河公园。

在榕树下我反复兜转，想彻底离开，又不知道该去哪里。

天渐渐黑了，平静下来后我决定回家。

在家门口，我看到两个警察。爸妈报警了。

因为孙卓的事，警察了解我们家的事，应该是很快赶来帮忙了。

妈妈的眼睛像是哭过。

爸爸神情严肃，看到我时突然松懈下来。

我灰溜溜地躲进里屋，关上门，躺在床上。

我想到爸妈，被愧疚淹没。

如果曾有一丝因为被忽视的委屈，也在那刻烟消云散。

我知道，他们已经没办法承受第二次失去了。

寻找孙卓这14年的跋涉，爸爸一直都是坚强的形象。

我没有看他哭过，他身上有种力量，像烧不灭的流火，像既枯又荣的草一样野蛮生长。爸爸靠着这种信念坚持下去。

14年，他一直用手掌护住这一簇火焰。

孙悦日记：他（爸爸）身上那种力量，像烧不灭的流火。受访者供图

和爸爸一同组成深圳寻子联盟的家长们不少人都找到了自己孩子，孙卓却迟迟没有被找到。

有一两次，希望似乎近在眼前，但这希望却像盖茨比的绿光一样，似乎永远可望不可及。

程明找到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写，“程明找到了，通过人脸识别和验DNA，老爸说人脸识别技术很有用，不久的将来……”我不敢写下去，写下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可能会破灭，又要承受多一次的失望。

爸爸和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彭高峰关系很好。

2011年，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在江苏找到。

爸爸很开心地去机场接带回孩子的彭高峰。

一群记者围住他们，爸爸躲在远处，有记者突然看到我爸爸，问他，“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接着又问，“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孙卓？”

在视频里，我看到爸爸坐在凳子上开始大哭。

他哭得那么厉害，他哭得坐都坐不稳了，几乎从凳子上滑落。

爸爸是个普通人，他也会有脆弱。

为了有更多时间寻找孙卓，爸爸把白石洲的包子店关了，做二房东的生意。

爸爸每租下一栋房子，我们家就跟着搬去那里管理那栋房子。

我们频繁搬家，深圳各处我们都住过。

最远时我在石岩住，每天走读，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房子的布局，墙壁，我房间的模样，在记忆里混乱成一片。

对“家”，我没有确定安稳的记忆。

每到一个地方，爸爸一定会给我弄一个书柜，把我的课外书好好地装进去。

我的日记本，他们也会帮我收好，从没丢过。

与书柜一样被小心保存的，是一个破旧的纸箱。

一米高的纸箱里放着幼时孙卓的衣服，鞋子，书包，玩具，和幼儿园的小被子。

后面又加上了拐卖儿童的资料，有孙卓的，也有其他孩子的。

2014年，电影《亲爱的》上映。

我的同学里只有两个好朋友知道孙卓的事，但我觉得和她们一起去会很尴尬，便一个人去看电影。

演员张译的神情竟然真的像我爸爸，那种摧折感、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想起爸爸的脸。

影片结尾，看到爸爸的脸，我哭到从椅子上站不起来。

小弟弟孙辉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低沉气氛，家里开始有笑声。

“辉”谐音“回”，名字是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取的，寄许着对孙卓的期望。

但孙辉的降临没有打破或者动摇过寻找孙卓的信念，而是给这种信念增加了一层柔软的力量。

如果说我们家是大海上飘摇挣扎的航船，那么爸爸是桅，妈妈是帆，孙辉是风。

孙辉降临的时候，起风了。

旅行时的孙悦，小弟弟孙辉与父母。受访者供图

直到二年级，家里都确保每天接送孙辉上学、上兴趣班。“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自己上下学的，我也想自己上学，不用人接送了。”记得有一次，孙辉这样跟我说。

经过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孙辉关于孙卓的事。

后来，妈妈和孙辉认真地聊过，告诉他我们坚持接送你是有原因的。

大人担心你，就像担心孙卓的事会重演。

孙辉那么小，却理解了。

孙辉出生后，我们一家人常一起出去玩，去旅行。

伤痛没有消失，但却夹杂着快乐和力量感。

父母仍然在寻找孙卓，日日找，年年找。

如果他们老了，找不动了，我也会接过这个担子，继续找下去。

我去广州读了大学，大二时去欧洲交换。

决定出国留学前，我告诉父亲各个学校所需的学费，父亲永远的回应都是 “好”。

和过去相似，他希望我能在学业上走得更远。

现在，我在新加坡读研究生，即将毕业。

知道孙卓被找回的消息，我又震惊又高兴。

12月6日认亲仪式上，我通过视频终于看到他的眉眼，肉肉的，笑起来眼睛弯弯，我也有双这样的眼睛。

认亲仪式结束后，我和孙卓终于见面。

和孙卓视频聊天前，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

想告诉他我想快点见到你，想问问他过得好不好。他会不会觉得有些压力，会难受吗？我想告诉他，慢慢来，有什么事情就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姐姐说。

我有那么多问题想要问他，可一看到他，刚说一句，哈喽孙卓，我是姐姐，我在新加坡，我就已经泣不成声。

反而是他一直安慰我，像哥哥安慰妹妹一样，他说别哭啦，不要哭，这没什么好哭的。

很懂事的样子。

爸爸曾经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

我也想用“癌症”形容这14年来家庭遭遇的痛苦。现在，“癌症”终于被治愈了。

弟弟能找回，是我二十三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

因为他，我觉得我此前的人生也都重新变得光明。

这些天，我频繁梦到孙卓。

妈妈说他成绩很好，英语没有理科那么好。

我想寒假回去后我可以给他补课。

在梦里，他终于是长大了的模样，我坐在他身旁，教他念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