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仍在蔓延，新的病毒变种可能造成更大的传播风险，多国相继实施不同的封闭隔离政策。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粮食安全是其中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2021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上涨，继续位于10年来的最高点。我国是粮食消费大国，需要一部分进口补充，复杂的全球形势究竟会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怎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应对？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中心执行副主任聂凤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永春，共同探讨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粮食安全话题。

聂凤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海外中心执行副主任。受访者供图

王永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受访者供图

全球粮安考验严峻有国家在推动粮食武器化

新京报：一般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因素都有哪些？

聂凤英：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因素包括自然、社会和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近年来不断加大的自然灾害风险是第一个因素。全球规模的气候变化导致洪涝、干旱、高温等极端事件愈加频繁，这改变着粮食产量、质量和病虫害的分布，使得全球粮食安全风险不断上升。2020年因为干旱导致东非、西亚和南亚的蝗灾，澳洲烧了半年多的森林大火导致温室效应加深。2021年，我国遭遇极端强降水，美国、墨西哥、巴西、中东、中国台湾均遭遇极端干旱和极端高温现象，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安全风险急剧增加。

新京报：新冠疫情也包括在自然灾害中吗？

聂凤英：疫情也算在自然灾害中，2020年初以来暴发的新冠疫情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疫情致使劳动力短缺、供应链中断，部分国家陆续限制粮食出口。

新京报：除了自然灾害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粮食安全？

聂凤英：第二个因素，是地区冲突，这使得大量难民面临粮食危机。2020年全球主要地区冲突波及国家二十多个，发生冲突的区域绝大部分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受地区冲突事件频发影响，2010年以来世界难民人数不断增加，我这里有组数据，根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20年全球共有难民2635.38万人，其中来自于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或国家的难民有1817.29万人，占比从2010年的50.29%增加到68.96%。第三个因素，是一些发达国家不断推动的粮食金融化、能源化和武器化，这是引致粮食安全风险不断增加的政治性因素。粮食非粮属性的增强，是一些发达国家粮食武器战略的新形势。有国家将粮食作为战略武器，通过控制粮食援助、种子战略、生物乙醇生产及粮食期货市场等来实现其国家战略，给贫困国家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控制先进的种子技术更从源头上实现对他国粮食生产命脉的控制。而粮食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则引发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使缺粮国家人民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饥饿人口进一步增加。世界粮食非粮化属性的增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粮食贸易。

积极策略《粮食安全保障法》事关全局

新京报：严峻形势是否正对中国造成冲击？

聂凤英：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GNAFC)于今年5月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自2017年以来，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持续不断加重。2020年，全球55个国家（地区）陷入粮食不安全状况，受影响人口比2019年增加了约2000万。但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的粮食系统仍经受住了重大考验，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应始终保持稳定。2021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粮食进口数量有限，且属于结构性短缺进口，世界贸易限制并未对国内粮食安全造成影响。同时，由于实行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战略，尽管贸易格局一定时期有所变动，但对国内的粮食安全影响并不大。

新京报：具体实施了哪些应对措施？

聂凤英：首先，促进粮食系统的可持续转型。比如采取了耕地保护政策，对污染的耕地进行修复，不断提高耕地质量。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较2014年提升了0.35个等级。再如实施了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方案，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020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达到40.2%和40.6%，比2015年提高5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同时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建立起了一套包括水土保持、退耕还林还草等在内的生态保护政策体系。

第二，针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粮食非粮属性的增强，我国也不断加强对粮食安全的战略重视。从1982年开始，中国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多年来，通过实施土地保护、改造，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粮食生产基本条件；通过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推动土地流转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粮食生产水平；通过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等保障种粮收益。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把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也是我国第一次把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纳入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还首次明确国家要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这是一项立足当前、事关全局、影响长远的重大制度安排。

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携手应对

新京报：在保障自身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是否也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王永春：作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成员，中国在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上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解决本国人口吃饭问题是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大贡献。而且，面向国际社会，我国提供尽可能的人道主义援助，减缓世界粮食不安全问题，也逐渐成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重要捐赠国。在2005年停止接受联合国的粮食援助当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如2019年，中国向埃塞俄比亚捐赠9000吨紧急粮食援助，向南苏丹捐赠超过2000吨大米。2020年9月，中国向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超过30万的贫困人口提供了粮食援助。

新京报：多年来，中国农业走出去的脚步一直未停，这对我们的粮食安全是否有帮助？

王永春：开放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一方面，我国在海外农业布局有利于提高世界粮食安全水平，并进而反馈国内。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近20%，世界实现粮食安全即意味着中国也必然实现粮食安全。加强海外农业布局是推动中国全球化，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越容易在世界各地落实。而解决吃饭问题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义之一。我国在海外布局农业，将世界粮食安全的蛋糕做大，提高世界粮食安全水平，从而提高我国的粮食安全外围保障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的海外农业布局有利于缓解国内资源稀缺，农产品结构性短缺问题。经济的全球化使我国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也要求中国农业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更充分地开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海外农业布局可以推动世界农业资源潜力的充分挖掘，使其为我所用，同时可以优化海外粮食进口来源结构，包括品种结构和地区结构，以应对世界粮食市场波动、政治危机，并满足国内结构性短缺需求。

新京报：2022年乃至更远的将来，我们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可能面临的国际风险有哪些？

聂凤英：未来，我国将面临世界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改变等众多问题。首先，气候变化是长期存在的国际性问题，其所带来的生物灾害、洪涝灾害给粮食生产带来极大风险，是单个国家或地区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问题，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其次，地区冲突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涉及经济、社会、民族、政治、宗教等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地的难民流离失所，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和生存问题。第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围堵不会停止。目前，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涌动。这些因素，都有可能给全球粮食安全、中国粮食安全带来更大的风险。最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疫情前景仍不明朗，由其引发的经济衰退加大粮食安全风险。近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食品价格指数连续上涨，持续位于10年来的最高点。世界饥饿人口又呈上升之势，2020年全球有近23.7亿人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短短一年内增加3.2亿人。如果不能及时遏制疫情发展，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会日益严重。

新京报：挑战在升级，更多的应对手段是什么？

聂凤英：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在世界粮食安全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需在世界粮食安全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世界各国携起手来，采取共同行动，持续提高各国农业综合生产力，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面对地区冲突造成的影响，当务之急是促进冲突国家或地区的对话与沟通，避免无谓的伤亡和新难民产生。而我国仍需尽最大努力，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一起，为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做出贡献，为贫困缺粮人口提供帮助。

面对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围堵，我国一方面需通过种种努力缓解围堵，加强区域布局，推动农业国际合作。另一方面更要强化自身，通过科技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是我国亟须解决的关键。

面对疫情影响，我们仍要和以往一样，积极参与全球抗疫行动，加强世界抗疫的中国贡献，这也将减少中国所面临的国际风险，反馈中国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出现表明，只要一国疫情不灭，世界就难言安全，所谓“几欲立而立人，几欲达而达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记录了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未来仍将是行之有效的。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