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启了中国全面对标国际高标准、高水平开放的新征程。

数据显示，从2001到2020年，我国GDP增长8倍，占世界GDP比重从2001年的4%增至2020年的17.4%。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近年来，WTO面临诸多挑战，上诉机构停摆，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下一个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什么？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曾在1996年至2012年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广发证券（上海），并在中国入世后长期从事金融行业相关研究。他表示，中国入世20年以来，一方面在履行WTO的承诺，另一方面也在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国不会止步于履行WTO的承诺，而是让经济朝着更加高质量、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徐洪才。受访者供图

中国是超额完成任务的“优等生”

新京报：加入WTO，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徐洪才：加入WTO，可以说是推动了中国经济不断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发展当中。在国际分工体系里，我们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不仅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入世20年来，严格履行了入世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是超额完成任务的“优等生”。在入世之前与之后，中国在国内体制改革、民营企业发展、法律环境改善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步”往前走。一方面，中国通过开放来推动改革，另一方面，中国又通过国内活力的增加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多机遇，两者叠加带来中国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增长。

新京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扮演了参与者、维护者、贡献者的角色。你如何看待中国对全球贸易市场的贡献？

徐洪才：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不仅自身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也对全球市场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可以说，加入WTO，我们即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中国入世，彻底改变了全球的多边贸易格局，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方向，大家都从中受益。以中美关系为例，中国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源源不断地卖到美国市场，让美国的普通民众综合福利得到极大改善，不仅抑制了美国的通胀水平，也降低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

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通过扩大开放，全球资本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从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向东部、西部辐射，现在中国的产业分工也深度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体系中，中国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世界上贸易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也为贸易伙伴确立了稳定的政策预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现在是12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达30%。

同时，我们对标国际规则倒逼国内机制改革和创新的进程，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进程，这两个进程融合在一起，释放出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这是中国能够不断走上新的台阶、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金融业开放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

新京报：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事件，这20年来，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了哪些实践和探索？

徐洪才：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按照WTO的要求，我们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规则，关税水平逐步下降，我们整个关税水平比当时承诺的降低更多。市场准入门槛不断下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拥抱全球化。在产业开放方面，我们先从制造业开放，再慢慢开放服务业。比如制造业里关税水平较高的汽车制造业，我们从合资到外商控股，再到外商独资逐渐放开；金融机构方面，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从对外资持股比例慢慢放开到2020年全面开放。坦率地说，中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了适应国际金融规则，我们修改、调整了大量的法律法规。

新京报：加强金融服务业开放是履行中国加入WTO承诺的重要体现。你认为未来金融业会开放到什么程度？

徐洪才：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命脉，对于金融业的开放，我们一直持谨慎态度。因为我们的基础比较脆弱，所以金融业的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中国加入WTO，承诺金融业5年过渡期逐步向外资开放，5年过渡期后实施全面开放。我们对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要求，就是外资持股比例有严格限制，一直到去年全面放开。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控也采取了稳中求进的思路。可以说，我们金融服务体系通过不断对外开放，也促进了自身的体制机制改革，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不断完善，在不同的金融业务之间建立了严格的防火墙制度。

最近几年，我们金融业的开放可以说是快马加鞭，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已经很大了：我们银行体系的资产世界第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均排名世界第二；GDP规模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世界第一。

但是坦率地讲，我们金融体系总体而言还是大而不强，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弱，人民币的国际化依然任重道远。所以我认为，未来金融业开放，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体原则，不断地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促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效率。

让经济朝更加高质量、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近年来WTO面临诸多挑战，你认为WTO改革面临哪些问题？如何看待WTO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减弱？

徐洪才：以WTO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最近这些年受到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冲击。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脱钩政策，使贸易规则遭到破坏。而WTO的一个核心机制——争端解决机制陷于瘫痪，多哈回合谈判也长期停滞不前，所以国际社会有强烈的呼声，要进一步改革WTO。

新规则的形成，还需要凝聚更多共识，这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上的差异，目前这方面的分歧还是挺大的。我认为产业结构体系的重组、重塑以及新规则体系的构造，还需要时间。

在WTO面临挑战的同时，双边、诸边合作风起云涌，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明年将生效，说明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符合各经济体的共同利益的。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我们下一步将谋求推动中国-东盟1+10的3.0版本。另外，中国已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欧投资协定(CAI)虽然一波三折，但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和利益。

目前，东盟、欧盟、美国分别是我们的第一、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们未来的对外合作还是要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体系。同时，打铁还要自身硬，我们要依托提振内需市场，强身健体。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入世20年，一方面在履行WTO的承诺，另一方面也在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如何评价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徐洪才：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十四五”规划把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放在优先位置，就是产业政策和竞争性政策要相互协调；我们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也是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迈进的。从去年年初开始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各地都在朝着国际高标准营商环境看齐，“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都把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作为重要工作，这种高品质的对外开放，是体制机制、制度规则层面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所以我们改革的任务还是很繁重的。

我们在亚太地区积极参与RCEP的谈判，包括中日韩的FTA谈判，最终我们是想推进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我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工作，提高违法违规的侵权成本；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在海南设立自由贸易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进口博览会的国家等。这一切说明，我们不会止步于履行WTO的承诺，而是让经济朝着更加高质量、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记者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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