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矮的棚屋立在山梁上，由几根木棍作支架，竹片作门，两道铁丝勾成锁，再用广告布、油布、和防晒网潦草铺盖。一张床占据了不足三平方米棚子的一大半。床的一边也挂着一块铁片，为了让铁片的声音传出去，床头边的覆盖物只有透风漏雨的防晒网。另一边的椅子上放着燃尽的蚊香、灭虫剂和花露水，椅背上歪斜着撑起一把伞——雨夜时它能遮挡一部分雨水。

吴青莲住的窝棚，由木条、竹片和广告布、油布、防晒布潦草搭建而成。新京报记者杨柳摄

吴青莲把一台收音机挂在上面的梯田，一台收音机挂在棚屋外的木桶里。从机器里传来的歌声会在地头唱一整晚，直到第二天天光将亮前才被取下。

7年来，吴青莲为驱赶野猪试过各种方法。最初，她敲铝盆，扎稻草人。听村里人说野猪不喜欢辣椒的味道，她还带着铁锅上山，在锅里点燃辣椒和柏树枝，用冒出的浓烟驱赶野猪。

“往年种玉米能有3000斤左右的产量，野猪来了后，只能收500到600斤。去年种了一亩多菜，只打了160斤菜籽，正常应该是能打600多斤。”吴青莲一边说着，一边用满是裂口的手背搓擦着眼睛。

到现在，半米长的铁片敲破了两个，小狗也死了3只。吴青莲仍困囿在逼仄的窝棚，和两只狗，两台收音机，9张铁片共同守着庄稼。“有啥子办法嘛。不去守，又怕麦子苞谷被糟蹋，又怕油菜被糟蹋。”她抱怨着。因长时间吹山风，她眼睛浑浊，眼里总噙着一汪泪水。

正面对峙

除了野猪的威胁，住在田里，蛇虫的侵扰也在所难免。窝棚门口挂着的塑料袋里装着硫磺。进门后，吴青莲弯下身子检查床底，又一层层掀开被褥和枕头。她是怕入冬后蛇钻进棚里取暖。沿着床边喷洒一遍灭虫剂后，吴青莲和衣而睡，一直不离手的竹竿就靠在床边。

为抵御冷风，吴青莲一年四季戴着帽子，夏天是单帽，冬天则是毛线帽。巴中常年雨水丰沛，夜雨又急又密地扑进棚里，她就把枕巾盖在脸上。

田野风声鹤唳，铁片被风吹得震动，收音机的歌声还在吱吱哇哇地唱。吴青莲的睡眠断断续续。每夜，她最少起身4次出门查看田地，警惕着随时可能造访的野猪。

挂在地头的铁片。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吴青莲曾三次与野猪正面对峙。

第一次发生在2018年，油菜成熟的季节。听到地里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吴青莲走出棚外。看到3米外的田里站立着2只落单的野猪，晃晃悠悠地在地里翻拱。吴青莲走前一步，伸手用竹竿劈啪地打枣树，野猪却还是纹丝不动。她不敢再上前，小心地绕过田野，快步跑回家抱了半鞭鞭炮。在田埂上点燃，鞭炮劈里啪啦爆裂开，这才把野猪吓走。

2019年，听到棚外传来轰轰的叫唤声，吴青莲跑出棚屋用手电筒照看。灌木丛里闪着3双猩红的眼，是3只体形硕大的成年野猪。小狗害怕地呜咽，躲缩在她腿后。她关掉手电筒和脖子里挂着的收音机，一步步往后退。直到摸到斜插在地里的电线杆，才敢拼命用竹竿打着电线，“哨呼!哨呼!”地大声吼叫着，终于吓退野猪。

距离野猪最近的一次，是2020年10月。野猪出现在吴青莲住的棚外，哼哼的呼吸声隔着油布清晰地透进棚里。她屏息拉开棚门，野猪在冥暗中站成一个鬼影。不到一米的距离，她打开手电筒，强光直射野猪的眼睛。野猪怕光，很快跑开了。吴青莲跌坐在床上，身上的冷汗出了一层。

野猪入侵的村庄

在凤头山村，按村民们的讲述，大多数人都被野猪毁坏过庄稼，也几乎都是像吴青莲这样的老人。村支部副书记李旭介绍，从2015年开始，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常住人口从700多人降为现在的200余人。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年人，靠种地为生。70%的村民都曾向村委反映野猪毁坏农作物。每年5月份玉米挂穗时，野猪冲进玉米地，把还未成熟的玉米秆踏平，这时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收到的投诉也最多。

冲撞进田地里的野猪，也冲撞着务农老人的生计。即使是在玉米采摘完、红薯也已挖完的11月末，走在田地，仍能看见野猪深深浅浅的脚印。“野猪”，也成为村民们聊天时最常出现的字眼。

55岁的年学华，每晚和丈夫轮流着守庄稼。家里种的两亩玉米地，本应收1000多斤玉米，今年收成却只有大约300斤，“连喂猪都不够，还要倒贴钱买糠喂猪。”年学华患有脑梗塞，看东西恍恍惚惚，走路时需要时刻拄着根竹竿。夜晚驱赶野猪时，手里的竹竿变成一端被砍破的竹片。竹片砸在地上，共震出比棍子更大的啪啦响声，“庄稼难得很啊。一晚上起来撵两次，12点一次，1点一次，听到声音就得出去。”年学华苦笑着。

70岁的独身老人张荣华头发灰白，耳廓上堆着新新旧旧的冻疮。为保护庄稼，她也学着吴青莲在地头支起棚子，守夜驱赶野猪超过6年。今年十月末的一个雨天，大风吹倒了棚子，她才搬回房屋里睡。

“张荣华和我一样住坡上。只不过我犯法她没犯法。”吴青莲笑，脸上挤出皱纹重重。

田地里野猪的脚印。新京报记者杨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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