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域下》一书中也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随着市场与家庭的分离，家务劳动成了无偿的非生产性劳动，并主要由女性承担。女性研究者宋少鹏更进一步论述道，“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个人（往往是男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职业表现，需要私人领域中亲情的无偿支持。比如，性别化的分工（妻子承担的照料劳动和情感劳动）和代际分工（分担照料责任、甚至负担房屋等生活资料的开支）。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家庭这种制度，为资本积累服务。”

学者宋少鹏解释到，这就是当前社会里，一方面个人主义盛行、不婚不育女性大量出现，但另一方面社会充斥着呼吁女性回归家庭、对女性“慈母”“孝女”“贤妻”等传统美德予以讴歌的原因。“这种张力凸显的正是在个人／社会的资本主义秩序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育了个人化的社会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需要个体的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家庭作为一种功能性制度仍有存在的需要”，毕竟“家庭是普通人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里的生存需要”。

父母共享育儿假：

避免成为画饼

在这一背景下，父母共享育儿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是一个可喜的观念进步。诚如有法律学者所说，“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在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价值所作的选择、排列和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价值的混乱”。父母共享育儿假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育儿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男性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

从瑞典的案例来看，父母共享育儿假或有可能成为两性平等革命的源头。早在1974年，瑞典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产假”（maternity leave）修改为“育儿假”(parental leave)的国家，并允许父亲母亲可以分享自己的育儿假。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申请休假的家长中，男性的比例也没超出过10%。这主要还是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育儿是女性的责任，男性承担育儿会被揶揄为“天鹅绒爹爹”。1995年，瑞典正式生效了《育儿假法》，这是一套为爸爸们量身打造的带薪陪产假。在父母领取育儿假补贴的480天中，父亲必须休够60天假，否则不能领取补贴。此外，为鼓励父亲多休育儿假，瑞典社会保障部门还专门设立“平等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育儿假后，父亲每多休30天育儿假，就可多领取“平等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育儿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就可领取顶额的奖金。

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目前瑞典的育儿假中，双方各有90天不得互相转让。目前瑞典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父亲开始休育儿假，有近30%的产假是由父亲休的，大幅提升了父亲履行育儿教养责任的比例，同时减少了针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

现在的关键是，生育的成本该由谁来承担？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父母育儿假才可能落到实处，而不是成为“画饼”。

从法律角度看，我们对于怀孕与刚生产完的女职工的各项福利还是相对完善的。可问题是，此前诸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的很多条例，在落实层面不够，容易成为“纸面上的福利”，很多企业并未给予女性足够的保障。根本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自行承担。这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企业自然就缺乏招聘女职员的动力，从招聘到入职也会暴露出各种显性或隐性的针对女性的歧视。比如“只招男性”或“男士优先”，为女职工制定“生育时间表”，要求女职工签订“在劳动合同期限的前三年内不得怀孕”的承诺书,对于怀孕的职工就想法设法逼迫其辞职，或者予以降薪调岗等处理。这就导致女性在职业发展上面临着严重的不平等。

一味指责企业，可能作用有限，因为事实是生育成本大部分转嫁给了企业。而税费减免、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可以与企业共同分担女性的生育成本。

《82年生的金智英》（2021读者互动版），作者:[韩]赵南柱，译者:尹嘉玄，版本:2021年11月

生育友好型社会：

“去家庭化”的福利支持

更进一步说，父母共享育儿假，会有助于生育率提升吗？

一方面，观念革命必须持续推进。像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相当普遍，育儿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很严重，所以很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另一方面，必须正视到，一味地延长假期，反而可能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障碍与歧视。因此，不仅仅是延长育儿假（包括产假），更关键的是，延长男性的育儿假。瑞典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意味着生育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生育行为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也意味着为生育提供强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支持。延长产假和育儿假只是一个层面，更应该思量的是，当假期结束后，孩子由谁来带？“生育”，“生”的保障很关键，“育”的保障同样不可或缺。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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