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在王岭15岁之前，史丽一直在矿厂的食堂上班，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和儿子的交流也并不多。

2015年9月，正在职高上高二的王岭参军入伍。

2017年8月，王岭退伍回家。

但王岭从没告诉父母的是，回家后他曾收到共计十万余元的复员费和补贴。

这对从小被严格控制经济的王岭来说，十万余元无疑是一笔巨款。

王岭曾谈了一个女友，名叫李梦。

据王岭供述，李是林东某高中的学生，也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但二人时常争吵不休，他甚至曾下跪祈求女方不要分手。

回家后的头半年，王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恋情也出现危机。

王岭曾在供述中提到，到2018年以后，他对待处对象的问题就看淡了，“我认为女人对感情不认真，她们玩弄感情，感情这个东西谁动真的谁伤心，所以有女的找我，我就以和她们处对象的名义发生关系”。

与此同时，王岭逐渐与陈秋缘走近，开始混迹社会。

被害人小彤称，学校里的学生只要在厕所里打架，一提“虎哥”的名号就特别好使，没人敢跟提“虎哥”的人打架，无论是“混社会”的还是好学生，都会离得远远的。

2018年初，王岭向父亲提出想盘下三道街慢时光休闲吧。

王利明本不乐意，但为给儿子找个事做，最终答允，并为此出资7万元。

此后，他又花了近17万元为儿子添置了一辆二手汉兰达汽车，还把早两年购置的一套住宅给王岭独自居住。

这些财物是王利明大半辈子省吃俭用得来的积蓄，他说，当初种种都为盼着王岭能尽早成个家。

然而，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县城，年纪轻轻就拥有自己的店铺、车子、房子和“巨额”现金，都在无形中助推着王岭进一步成为“社会大哥”。

案发时尚未成年的孟华供述，王岭很喜欢在众人们面前说自己特别有钱，“他说自己一只手表就13万，车也30来万，通过这些，我们都觉得他太有实力了”。

在当时的孟华心里，跟着王岭混才能有前途。

事实上，王岭从不将他真实的经济情况表露于人前。

在复员至案发不到两年时间里，十万余元基本消耗殆尽。

龙晓辉说，王岭将小弟们叫到休闲吧干活并不开工资，但会负责大家的吃住。

王利明则称，除了假期，休闲吧生意并不好。

盘店之初，王岭的战友牛伟曾劝他，“7万兑店肯定是亏的，但是王岭说他的小弟天天也没地方呆，主要是想给他们找个地方。”

为维持休闲吧的运转，王岭向小弟们下派任务，要求他们在各自学校拉人前来消费。

据被告人王东供述，王岭要求他们节假日至少招揽五桌以上的顾客，如果不完成任务就会受到处罚；完成得好则进行奖励，有时是一盒烟，有时是集体去KTV或者网吧玩。

“我们都是王岭的‘棍’，在学校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同学们也不好不来。”王东说。

除此之外，每天晚上王岭还会召集大家开会，对每个人的工作进行总结。

据多名小弟称，没有完成任务或犯了错的人会被罚站或者做俯卧撑。

此外，王东还曾被罚抄写一百遍“店内不允许打闹”。

不过，慢时光休闲吧主要靠酒水饮料及台费，收入并不算高。

案卷资料显示，依据账面信息，从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3月25日，慢时光休闲吧收入约四万三千余元。

所有强奸案受害人无一人报警

在本案中，慢时光休闲吧不仅是王岭等人的据点，还成为多起性侵案的发生地。

起诉书指控，2017年8月份至2019年5月份期间，被告人王岭及其犯罪集团成员共同或单独利用巴林左旗林东镇各中学学生及社会人员对其犯罪集团的恐惧心理，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

其中，被告人王岭共计强奸29人,其中未成年女子28人,包含幼女10人；被告人孟羽强奸3人，帮助王岭强奸5人，其中未成年女子7人，包含幼女3人；被告人武易强奸3人，帮助王岭强奸1人，其中未成年女子4人，包含幼女3人；被告人申翊君强奸幼女3人（含轮奸1人），帮助王岭强奸幼女1人；被告人孟华强奸1人，帮助王岭强奸2人,其中未成年人女子2人，包含幼女1人；被告人李强强奸未成年女子1人，帮助王岭强奸未成年女子2人；被告人王东强奸幼女2人；被告人肖刚帮助王岭强奸未成年女子1人、幼女1人；被告人孙力强奸幼女1人，帮助王东强奸幼女1人；被告人李超强奸幼女1人；被告人张远帮助王岭强奸未成年女子1人；被告人陈良帮助王岭强奸幼女1人。

警方在询问2019年3月19日五中废墟聚众斗殴案证人时，证人王岩提供了被害人小芊被王岭强奸的线索，而在此之前，29名被害人中无一人报案，后续也无一人提出民事赔偿。

王岭在到案后承认了其与多人发生过性关系的事实，但他称这些事情均是在“处对象”期间发生，不存在强迫。

证人赵雨称，王岭曾多次让他介绍小姑娘，说是处对象，其实就是跟人家发生关系，有时候王岭催急了，赵雨就随便给两个女生打电话，最后约不出来，也就不了了之。

同样的说法还出现在本案其余多名被告人的供述中。

据孟羽供述，王岭曾经在三中看上一个姑娘，找王东帮忙“搞到手”，王东没有做到，王就把他踢出了他们的圈子。

孟也提到，有些女孩是出于自愿的，“因为她们想在林东混，王岭在‘混混’里的威望很高，还有些女孩就是想要生活费”。

案卷资料显示，多起强奸案发生之前，被害人和被告人曾前往KTV唱歌，结束后来到王岭住宅处或宾馆。

宾馆负责人在接受询问时表示，王岭长期在该处开房，因此他带女孩回去时并未重新登记，也没有强制要求女方出示身份证。

实地走访发现，该宾馆距慢时光休闲吧百余米，是由民房改建而来。

据去过宾馆内部的人士介绍，该宾馆内部是由木挡板隔离成一间间客房，隔音很差。

多位被害人称，缘于对王岭的恐惧，在被侵犯之后不止一次与王岭发生关系，其中也有人曾与王岭短暂地处过对象。

29名被害人在警方处所做的询问笔录都称自己并非出于自愿，并且曾在案发时表达出反抗，遭到了王岭的言语威胁和暴力相向。

未成年被害人之一的小云称，王岭在家中对其实施性侵之前还用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内容是其在某个夜晚殴打另一名男性，“对方低声下气地说‘以后不敢了’，后来王岭又把那人打倒在地，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把‘手枪’，做了一个拉的动作，像是上子弹，然后用枪指着地上的人”。

小云说，当时她心里非常害怕，起身要走，被王岭一把抓住。

她用言语劝阻王岭停止侵犯行为，但对方狠狠地对她说“好好的不行吗？以后你有事可以来找我，我罩着你”，最终，她没能挣脱。

这一切发生时，王岭的小弟就在卧室外。

小云称，之所以没有大声呼救，是知道“叫了也没有用，他小弟把我带来就是为了让我跟王岭发生关系”。

其他被害人的陈述也有类似说法，并且她们在事后几乎一致地选择沉默，或出于恐惧王岭的势力，或担心事情张扬影响名声。

其中，还有人称曾在事后陷入抑郁情绪，选择辍学和自残。

被害人小萱父母称，在案发前，孩子从没跟家里说起过被强奸，只是忽然不想上学了。

当时，父母也曾和班主任沟通，但小萱坚持不回去上课，还自称在外面找了份工作，直到有熟人打电话告诉他们，看到其在KTV陪唱，无奈之下，父母才将其送去外地上技校。

案卷信息显示，小萱出生于2004年，其在KTV从事陪唱时年仅14岁。

被害人小冰称，跟王岭发生关系后，成绩下滑很快，晚上也睡不着。

案卷信息显示，有几名被害人曾在小范围内相互沟通。

被害人小岚就曾把遭王岭强奸一事告诉给了王岭当时的女友宋丽。

小岚称，王岭得知后，将其拽到车上，拉到303国道，还将其衣服扒光，让她追着车跑，“王岭说，这事儿我谁都不许告诉。我当时非常害怕，天气太冷了，如果我不听他的，我怕他把车开走，我会冻死在国道上。大约跑了一千米，他才让我上车。”国道裸奔事件，在多名被告人的供述和被害人的陈述中也有提及。

除恐吓外，被害人小岚还称自己曾被限制人身自由。

小岚称，2018年暑假，她被王岭带至慢时光休闲吧，前者指派一小弟看守她，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四天。

在她伺机逃走之后，王岭又再次施压，叫其回去，并重新指派两名小弟再次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五天。

从被欺凌者到“大哥”

一审开庭时，面对29起强奸指控，王岭辩称被害人与他发生关系都是出于自愿，自己从未强迫。

对于10名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他辩称事先并不知晓对方的年龄。

作为辩护人，王岭的父亲王利明全程参与了一审审理，他表示，案卷中还有多份视频证据，系王岭在与多名被害人发生关系时录制的，未在庭审中播放。

王利明称，视频中被害人并未表现出非自愿，并且多份QQ聊天记录显示，多名被害人曾主动联系王岭，并发出邀约。

值得注意的是，因案发前无一被害人报案，失去了提取生物证据的条件，赤峰中院最终认定强奸的依据主要是口供，以及多名被告人供述之间的相互印证。

2020年10月14日，赤峰中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王岭被判犯有强奸、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强制猥亵等10项罪名，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

其余18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处十八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审判决书还载明，包括被告人王岭、孟羽、孟华、武易等15人在巴林左旗区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

与此同时，一审判决书还对案件的争议点逐一做出了说明。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被害人的陈述为孤证，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辩解和辩护意见，赤峰中院认为，在案证据来源合法，且被害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有关描述符合其智力和认知能力，且有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予以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此外，对于被告人提出不明知10名被害人未满14周岁的辩解，赤峰中院认为，王岭系高中毕业，应当知道初一、初二年级学生的年龄一般是十三岁至十四岁，且被害人告诉了王岭自己所读年级或年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19条第3款，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王岭案的消息在林东镇几近传遍，但熟悉他的家人和同学却感到诧异：这个“威震一方、无恶不作”的社会大哥在其学生时代是“最挨欺负的一个”。

王岭的发小龙晓辉称，他三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他和父亲租住在王岭家的老宅里，王岭时常会跟他说起在学校里挨欺负的事，或是被高年级同学要钱、殴打，或是因为害怕躲在学校的车棚里不敢回家。

母亲史丽在一次谈心中第一次知道儿子在学校被欺凌，王岭突然哭着对母亲说起中学时被人当众扒掉裤子，高年级同学还用小刀划坏了他最心爱的羽绒服等事。

史丽说，王岭讲这些时浑身发抖，眼睛瞪得浑圆。

她难过也自责，更不解为何儿子从未将这些遭遇告诉家人。

本案被害人之一小璐也曾提到，王岭上学的时候是班里最容易被欺负的人，人也比较邋遢，但后来像变了一个人。

被害人小冰称，王岭曾告诉他中学时他喜欢研究古玩，但挣到的零花钱都被别人抢走，当上大哥之后，他把之前欺负他的那些人都给收拾了，“甚至让从前欺负他的人跪碎酒瓶”。

本案另一名主要人物陈秋缘也在供述中解释了自己“混社会”“收小弟”的原因，“因为我天生右手有残疾，我心里很自卑，我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

我就开始在学校混社会，找存在感。我也认了校外的大哥，后来慢慢混出名了，我的小弟就多了，而且他们也很听我的话，走到哪里都是大哥大哥地叫，感觉虚荣心得到满足，渐渐也无法自拔了。”

不寻常的是，面对校园欺凌时，学生们宁可寻找“大哥”庇护，也很少求助老师或家长。

记者采访巴林左旗多所中学学生时了解到，在王岭案之前，当地校园环境的恶劣由来已久，学生们用“没有安全感”来形容。

但遇到欺凌找老师反映，会被别人看做是“没种”的表现，“很丢脸”。

在本案的被告人供述中，也普遍提到过在学校里曾被欺凌的经历，而投靠社会“大哥”混社会，成为他们避免被欺凌的选择。

亟待弥补的“历史欠债”

一位不愿具名的华夏职高老师和一位林东三中退休不久的老师坦言，在巴林左旗，中学生辍学率一度比较高，学校为了稳住生源，大多时候采取宽纵的态度，即便出现重大违纪，学校也不会轻易开除学生，“再说孩子都那么大了，老师想管也管不住”。

多位接受采访的学生表示：学生打架被学校发现的话，满三次才会被开除，第一次批评警告，第二次停课，第三次才开除。

而在学校里，学生抽烟、早恋现象成风，“处对象”“网恋”是很流行的事情。

前述华夏职高老师曾亲眼看到，新入校的学生在假期来临前为了出去约会，半夜翻墙摔断了骨头。

并且这位老师也证实，学生早恋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还发生过在校生怀孕的事情。

可查阅到的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巴林左旗普通高中在校学生8206人，职业高中在校学生7667人，初中在校学生13829人，普通初中辍学率为1.75%。

在采访中了解到，截至目前，巴林左旗高中生辍学的现象仍有发生。

在林东采访期间，记者前往前述KTV暗访，发现该娱乐场所至今仍存在有偿陪侍现象，价格为每人每小时100元。

当被问及有无“更年轻漂亮的陪唱女孩”时，服务员给出肯定答复，称“现在还没上班，晚点会来”。

记者离开时，看到前台经理还在给其他包间客人安排陪唱女孩。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娱乐场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提供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

走访时了解到，仅在林东镇，KTV就多达13家，台球厅数量约30家。

此外，多间台球厅都位于居民住宅区内。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居民住宅区和学校、医院、机关周围不得设立娱乐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岭案之前，未成年人可随意出入娱乐场所。

而目前，台球厅成为不少青少年的娱乐场所。

在慢时光休闲吧所在的林东镇三道街上，有三四家台球厅，聚集着一些中学生打球、抽烟，有男有女。

王岭案的公诉人、赤峰市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张莉曾在受访时感慨，王岭案的被告人大多是在网吧、KTV相识，一些娱乐场所甚至成为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主要聚集地。

内蒙古检察院官网文章称，检察机关针对王岭案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及涉黑恶人员聚集场所无证经营、未成年人上网吧上网、雇佣未成年人从事劳动、校园管理等问题，分别向赤峰市政府、巴林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文化旅游综合执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制发检察建议6份，均得到了积极回应。

公开报道显示，就在今年9月，巴林左旗检察院联合巴林左旗公安局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执法检查活动中，对左旗境内13家KTV、8家网吧开展地毯式的清查活动，并对部分宾馆、旅店进行抽查，仍发现有2家网吧、1家KTV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情况，1家KTV存在违规雇佣未成年人的情况。

事实上，整顿娱乐场所仅仅是王岭案之后巴林左旗展开纠偏和整治工作的一角。

早在2020年初，王岭案就被写入了2019年赤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提出，积极监督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全市94名检察官受聘担任法治副校长。

2019年9月，赤峰市人民检察院督导组到巴林左旗检查“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左旗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于术民在座谈会上强调，王岭案给社会敲响了警钟，青少年犯罪率正在逐年上升，此案是历史隐藏的“欠债”，对该案的深挖细查将会给左旗未成年人保护创造了良好环境，“类似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其根源是由暴力倾向、物质攀比、生理缺陷、成绩嫉妒、异性讨好等因素引发的校园欺凌，反映出了学校监管的缺失、家长的过度溺爱、社会闲散人员的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的乱象以及监管执法不严等深层次问题”。

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对多名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作了深入调查。

其中，孟羽、武易的父母在外工作，未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孟华、申翊君、王东的父母离异，对孟华、申翊君、王东的教育与关爱较少；孙力、肖刚过早辍学, 又缺少父母的教育与关爱；陈良最初和其爷爷生活在一起,其爷爷去世后,与父母沟通少,放松自我约束，走上犯罪道路。

一审判决书写道，8名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有家庭、社会和自身的原因，呼吁重视家庭教育及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加强学校管理和法制宣传，提高未成年人自身素质。

一审判决下达后，王岭、孟华、申翊君、李强、孟羽五名被告人提出上诉。

2021年10月15日至19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对该案二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宣判。

孟华、武易的父亲旁听了二审部分庭审。

据他们介绍，多名上诉人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新证据，包括被害人与上诉人的QQ聊天记录。

多名被告人家长称，一些被害人在一审判决认定的案发时间之后仍与被告人保持密切联系，甚至主动发出邀约和裸照。

王岭的父母表示，他们对王岭犯罪的事实并无异议，“他确实犯罪了，但罪不至死”。

王利明说，案发时王岭虽然已经成年，但他刚从学校出来就进了部队，都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对社会缺少接触和认识，他的犯罪也和当地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希望法院能给儿子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多数被害人父母均认为，女儿遭到性侵一事改变了原本的人生轨迹，希望法律严惩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