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些关键岗位上，也会出现“大贪”。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披露，四川省马尔康市人民医院原会计季某，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侵吞公款，至2019年案发时，27岁的她已贪污公款547.1万元。

       还有多名被奢侈品撂倒的“90后”。

浙江杭州余杭区市民中心余杭分中心不动产交易窗口原工作人员田琦浩生于1995年，仅在2019年1月到12月之间，就侵吞国家财产达595万元，用于奢侈消费、购买豪车和网游充值；1990年出生的北京市东城区某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原出纳员王雪侵吞、骗取公款多达720余万元，用于其个人奢侈消费，如一件6.4万元的衣服，一个超过20万元的包。2019年12月，王雪获刑12年。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年轻干部的腐败案例跟以往的贪腐案例存在差异性。

过去多是以钱权交易为代表的传统型腐败，现在年轻干部更会熟练运用科技产品、智能工具等，因沉迷网游、网络打赏、网络赌博而导致腐败的案例时有发生。

“很多年轻干部的腐败，有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两种形式相互交织的特点”。

      毛昭晖称，年轻公职人员走上腐败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本身存在赌博、沉迷网游、爱奢侈品等恶癖，抵挡不住诱惑；有的努力工作一段时间后，认为提拔无望，就从对仕途的追求转变为对金钱的获取；有的还与工作单位的政治生态被破坏有关系，特别是他们看到单位中主要领导有腐败行为，却未被及时查处后，产生了潜在的心理影响。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报道，贵州省毕节市织金经济开发区财政局90后出纳王红梅，为博得男友欢心，从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先后50余次从单位公款账户划转了1500余万元到自己账户，用于购买彩票和个人消费。

据王红梅交代，她犯错误有“反面榜样”，该“反面榜样”就是该局原局长谭建珐。

谭多次从出纳处借走大量现金，年终再要求出纳虚列办公开支来冲平借款。

有一次，谭建珐竟指使她去私刻一个居委会的公章。

“那一刻我才知道公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伪造，这为我后来做假票据时用假公章提供了‘借鉴’。”王红梅说。

      西部某省份一位县纪委监委负责案件调查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出现贪腐问题的年轻干部身上，涉世未深、超前消费、爱慕虚荣的特点比较鲜明。

  “被查后，他们都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

田琦浩：生于1995年，涉案金额595万元，2020年3月被捕

       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明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些腐败案例，从目前披露的一些案例看，还不能得出腐败低龄化的结论，但是对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年轻干部的反腐教育和监管值得重视。

       他认为，从相关案例看，他们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很多人都在乡镇、社区等基层单位工作，职位也不高，开始都是“微腐败”。

现在市场经济发达，他们受到的外界诱惑比较多，还面临购房、婚育等需求，因此对物质追求比较高，一旦有了诱因，就容易腐败。

应当对他们加强监管教育，否则，“微腐败”就会逐渐变成“大腐败”。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原处长张南京已退休多年，他在职时就发现身边的一些年轻干部有腐败苗头，但没有被及时制止，有的还不断“带病”工作甚至“带病”提拔，落马时已腐败多年。

       张南京称，谈年轻干部腐败是个沉痛的话题，他们中很多人都很有能力，因腐败早早断送了个人前途，令人痛惜。

“我们单位曾经的一位有双学士学位的检察员，被判刑的时候才30多岁”。

       面对不断出现的年轻干部腐败案例，张南京认为，要想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必须下大功夫综合治理，否则就有可能影响到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仅靠对80后、90后腐败干部的惩治还远远不够，治标不治本。

00后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也应该加强相应的廉政教育。

       王明高发现，长时间以来，很多地方对年轻干部培训沦为一种形式。

还有些年轻干部本身对这类廉政教育不重视，甚至比较反感。

应该加大对年轻干部的廉政教育力度，有的放矢，特别是加大对分管人财物的年轻干部的教育力度。

还应该完善日常督查和监督机制，找出风险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防控。

      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些地方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和考核，过于注重学历和工作业绩，而忽视对他们心理状态的关注。

今后还应对他们加强监督和关心，一旦发现腐败苗头就应及时处理、立即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