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文生于1829年，死于1904年，活了七十五岁。他从小学的是京剧，唱架子花脸，后来标新立异，改唱太平歌词，并与说相声的“孙丑子”结拜为把兄弟。

在天桥表演，行话叫“撂地”，即在地面儿圈出一块场地，演员在“地上”表演，演完一段，向观众收钱，所以又叫“平地抠饼”。要想让观众掏钱，您必须得有真功夫。

朱绍文会的玩意儿很多，他除了即兴演唱太平歌词，还擅长用白沙子在地上撒字，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撒的一副对联：“画上荷花和尚画，书临汉字翰林书。”

这副对联正着念，反着念，音是一样的。写这些是为了“粘圆子”，江湖术语招人的意思。白沙撒字，堪称天桥一“怪”。

朱绍文还会打竹板，他手里的竹板上刻着两句话：“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穷不怕”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贫有本”，一个叫“穷有根”，有时三人一块说相声。他们编的相声针砭时弊，嘲讽陋习，一时传为佳话。

1872年出版的《都门汇纂》里，有一首说他的《竹枝词》：“白沙撒字作生涯，欲索钱财谑语发，弟子更呼‘贫有本’，师徒名色也堪夸。”

相声这种表演形式，在朱绍文之前，已经在天桥出现，但是朱绍文有文化，他改编了许多民间笑话，并且采用说、学、逗、唱的形式，使相声这种民间表演更加完善。

朱绍文创作了许多相声作品，如《字象》《黄鹤楼》《庄公打马》《八大改行》等，已成为经典作品，至今仍被相声演员表演。

第二“怪”是滑稽演员“醋溺高”。“醋溺高”是他的外号，什么意思呢？至今无解。江湖上只知道这个人姓高，叫什么名不知道。

此人整天蓬头垢面，留着脏兮兮的大胡子，身穿油脂麻花的布袍，一脸滑稽相，擅长模仿各种人物，说学逗唱，无所不能。

《朝市丛载》一书对他的描写是：“一脸黑泥连鬓毛，手拈草珠旧纱袍。骂人都作寻常事，得意人呼醋溺高。”

第三“怪”是演滑稽的“韩麻子”。此人也没留下名字，人们只知道他姓韩。

他怪在长的模样上，冬瓜脑袋，紫黑的脸，眉目怪诞，奇丑无比，一脸麻子，前额还有几道梅花纹。

他的这副尊容本身就惹人发笑，再加上他擅长说、学、逗、唱，所以，在天桥，不用拉场子，拎着大鸟笼子，往那儿一站，便会招来许多看客。

第四“怪”是敲盆唱曲的“盆儿秃子”。人们也不知其姓名，只知道他的绰号。

所谓的“盆儿”，是他在天桥表演，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口径一尺长的瓦盆，用筷子能敲出悦耳的声响，一边敲，一边哼唱自编的太平歌词，经常“现挂”抓哏，让人捧腹。

《天桥杂咏》里形容他：“曾见当年盆秃子，盆儿敲得韵铮铮。而今市井夸新调，岂识秦人善此声。”

第五“怪”是玩杠子的“田瘸子”。人们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走道一瘸一拐，但在杠子上却身手不凡，既能寒鸦浮水，又能鹞子翻身，最绝的是他能以两个手指支撑，在杠子上倒立“拿大顶”，让人百看不厌。

《朝市丛载》中对他赞誉道：“瘸腿何曾是废人，练成杠子更通神。寒鸦浮水头朝下，遍身功夫在上身。”

第六“怪”是表演化装相声的“孙丑子”，人们也只知道他的外号，不知他名字。他是“穷不怕”的师兄弟，以说相声谋生。长相丑，又常常穿着奇怪的装束，有时甚至穿着出殡的丧袍，披麻戴孝，手里拿着招魂幡，做出各种怪相，来博取人们的开心一笑。

《天桥杂咏》一书对他的评价是：“为谋生计戴麻冠，行哭爸爸又呼冤。莫道国人多忌讳，也知除假使真钱。”显然对他的这种自轻自贱、低级下作的表演是嘲讽的。

第七“怪”是表演吹鼻嗡子的“打麻铁壶的”，他连姓名都没留下来，人们只记住了他演的玩意儿了。

“吹鼻嗡子”就是用两个特制的小竹管儿插到鼻孔里，然后使劲用鼻音通过竹管发出有韵律的音响。随着音响，他还要哼唱自编的小调。与此同时，他的腰上还挎着一个破铁壶，一边唱着，一边敲打着这铁壶，十分风趣，逗人发笑。

《天桥杂咏》里对他的描写是：“麻铁壶敲韵调扬，亦能随手协宫商。当时牛鬼蛇神样，看到而今转觉强。”

第八“怪”是耍石头的“常傻子”，人们只知道他姓常，名字没有留下来。外号“傻”，其实他并不傻。在天桥卖艺时，常带着他的弟弟，哥儿俩一块耍石头。

他耍石头兼卖丸药，即所谓“大力丸”。“撂地”时，放着大大小小的一堆石头，旁边是铁匣子，里面装着“大力丸”。

表演时，手里拿着一块青石，面对一块大石头，嘴里振振有词，然后屏气凝神，大喊一声照着那石头砸下去，顿时石头粉碎。

这时，他对现场的观众说，这是吃了“大力丸”之后才有的力气，撺掇大伙儿买药。这大概是最早的商品推销术。

《天桥杂咏》对他的描述是：“猛向石头哈一声，抡开双臂定双睛。石头撤去石头垫，肉绽皮开也不成。仙家煮石事荒唐，常傻而今可做粮。顽石且能迎手碎，何须更觅点金方。”

以上的第一拨天桥“八大怪”，有三个特点：

一是除朱绍文之外，其他七“怪”都有姓，却没留下名字，可见他们几乎没有文化，社会地位比较低。

二是他们的“怪”，是因为长得丑。您瞧吧，不是麻子、秃子、瘸子，就是傻子、丑子，没一个长得顺溜的。

三是他们的表演比较简单，有的几乎没有什么艺术性，只是靠长相古怪，或穿着奇特，做“怪”样，出洋相来博取观众的欢心。

第一拨的“八大怪”，多少有拿这些人“开涮”和嘲弄的意味。当然他们的表演，除了“穷不怕”以外，也没有什么“艺”可以传承的。

第二拨天桥“八大怪”

在清末民初，20世纪一二十年代，即辛亥革命前后，天桥又出现了一批“怪人”，被人称为第二拨“八大怪”。他们是：

第一“怪”是“老云里飞”。他的真名叫白庆林，堂号“庆有轩”。他最早是梨园行的武生演员，在天桥卖艺除了唱两口，也靠打把式翻跟头招揽观众。

他“撂地”的场子，用白灰写着“云里飞，壁里蹦，雨来散，风来乱”。他的跟头翻得高，也翻得远，给人以云中翻滚的感觉，“云里飞”名不虚传。

第二“怪”是用鼻哨吹戏的“花狗熊”，只留下外号，没留下真实姓名，他的功夫是用两根竹管插进鼻孔，能吹出许多戏曲，还有各种鸟兽的声音，边吹边唱，插科打诨，逗人发笑。

第三“怪”是口技演员“百鸟张”，他的真名叫张昆山，老北京的许多报章都介绍过他，其口技表演惟妙惟肖，自称“凡是能飞的一概能学”。“百鸟张”的口技当年在京城家喻户晓。《都市丛载》说他：“学来禽语韵低昂，都下传呼‘百鸟张’。最是柳荫酣醉后，一声婉转听莺簧。”

第四“怪”是耍活蛤蟆的，只留下了玩意儿，没留下姓名。因这个演员年过花甲，演出时呼蛤蟆是学生，一招呼学生，蛤蟆便自己爬过来，所以人们又叫他“教书老先生”。其实他并没文化，靠玩蛤蟆玩出了名儿。

第五“怪”是耍金钟卖唱的，也没留下姓名，人们只记住了他的玩意儿。所谓“金钟”，是锃光瓦亮的一个铜筒子，亮如明镜，演员拿出各种图片，照在铜筒子上，幻化出不同影像，演员一边摆弄图片，一边唱小曲，非常滑稽。

第六“怪”是耍中幡的“王小辫”，这在当年天桥是非常有名的表演项目。中幡是用长三丈多的竹竿，挑起顶部的伞盖，伞布两边配有小旗和串铃，整个中幡有几十斤重。

“王小辫”

“王小辫”托在手上，顶在肩上、头部、胸前后背，能耍出一套完整的动作，有“霸王举鼎”“朝天一炷香”等名堂。“王小辫”在耍中幡的同时，还带着徒弟现场摔跤表演，每天都能吸引许多观众。

后来，他的徒弟宝善林“宝三”，继承了他的中幡表演绝活儿，现在，天桥的中幡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七“怪”是练铁锤的志真和尚。此人的一绝是，手拿几十斤重的铁锤，一边大喊，一边朝自己的胸部猛击，却无任何疼痛之感。练完之后，他便兜售自己炮制的“切糕丸”，声称吃了这种药丸，不但能治饿，还能抗击打。

《江湖丛画》对他的这种“怪举”写道：“卖打夸张药力真，街头叫喊为惊人。频敲左肋砰砰响，也是千锤百炼身。少林肯传授轻抛，两个铜元卖一包。不信当场来试验，小僧能挺铁锤敲。”

第八“怪”是耍狗熊顶碗的“程傻子”。此人在老天桥非常有名，绝活儿是头上能顶十三个花碗，而且顶着碗能做许多高难度动作，花样让人看了目不暇接。

除了这个绝活儿，他还会耍狗熊，是天桥艺人的一个招牌。《江湖丛画》中对他描写道：“程傻登场不耍熊，十三宝塔耍尤工。要知饭碗熊牢固，第一全凭顶上功。”

第三代天桥“八大怪”

民国以后到1949年北平解放，天桥的演艺场子又出现了一些奇人，人们列出八位来，把他们看作是第三拨“八大怪”。他们是：

第一“怪”是表演滑稽和相声的“小云里飞”，他的大号叫白宝山，是老“云里飞”的儿子。因为他戏曲武功出众，折跟头打把式让人眼花缭乱，人送外号“草上飞”“壁里蹦”。

“小云里飞”从小跟父亲在天桥“撂地”，继承了父亲的功夫，又有所创新，每次演出，带着儿子白全福和弟子，每个人扮演不同角色，说学逗唱，插科打诨，逗人发笑。

相声的“柳活儿”到他这儿日趋成熟，他留下了许多“柳活儿”的经典，如《炸酱面》《空城计》等，相声名家侯宝林、郭全宝等都跟他学过艺。

第二“怪”是拉洋片的“大金牙”，他的本名叫焦德池，因为嘴里镶着金牙而得此绰号。拉洋片是他首唱，同时他还研究出一套配合照片的唱段。

“大金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