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等待残忍行凶者的,必定是严正的审判,是法律的严惩。而这背后凸显的“人情”与“法治”冲突,也需要引起重视。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借由血缘、地缘、姻亲,人们多多少少会有蛛丝马迹的关联,非亲即故,因彼此熟悉就彼此关照,通过人际关系,“熟人”们织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
在传统社会,人情关系很多时候确实起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
但如今,我们身处的是现代法治社会,契约精神与法治规则早已替代了人情的重要性,找关系、打招呼这些“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对法治运转构成了干扰和侵蚀。
可在现实中,就如此案的凶手那样,仍有些人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依法主张权利、表达诉求,而是想如何运用各种方式找关系。
找关系看人情,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被“人情”左右,二者同流合污,将亲情、交情、友情这些看似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公权力行使过程中,最终破坏了法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
另一种,执法或司法人员秉持秉公办案原则,那些“找关系”者有的可能转向“信法”,但也有的则走向极端,像该案中,行凶者哪怕是对着昔日的同乡、校友也能拿起屠刀。
由此可见,试图将人情嵌入法治运行过程,只能是对正常生态造成扭曲,导致人际关系复杂化,也侵蚀法治肌体。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捍卫那些守住底线、不为人情侵蚀的正义守护者,也必须跟凡事总想着找关系托人情的办事方式说不——不只是自己的,也包括他人的,这类观念就该被尽早打消。
托关系无果后转而谋害拒绝办关系案的法官,本质上就是与正义为敌。看似是邪压了正,但法治社会绝不容杀害法官这样挑战社会正义、违背公义底线的事件发生。作恶者必将自食恶果。
办案不能一味求快,而要求细求极致。办小案也需“绣花功”,再小的案件也应找准“落针点” 自从到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后,我协助办理过很多刑事案件,其中一起涉案金额不大的盗窃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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