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救人遇“家属拒作证”，别让好人寒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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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4 21:27:35 新京报

比如此前受到热议的“四川广安17岁少年救人溺亡，唯一证人称其‘洗脚溺水’后服药自杀，父亲奔波7年后‘见义勇为’终获认定”事件，作为证人的女孩跟被救者是亲戚，在大人教唆下她撒了谎，就为了避免承担赔偿责任，最终致使救人少年迟迟得不到正名。

从人之常情角度出发，受益人积极配合作证是其道德义务。如果其拒不配合，那确实属于忘恩负义的失德行为，应受到道德谴责和舆论声讨。

但从长远来看，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显然不能仅仅指望受益人的配合或者作证，而应构建一套完备的调查机制，以尽最大限度还原事实。

特别是，见义勇为是紧急情况下的施救行为，人们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不可能先行询问受益人是否应该感恩，是否应该配合作证。

或者说，人们在见义勇为时，往往不会去查证受益人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是坏人的话就不予施救，即苛求施救对象的道德和品格。

这正是见义勇为行为应受表彰和褒扬的高尚所在。

但是，见义勇为者可以不苛求施救对象的完美，有关部门在维护见义勇为权益方面，则应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即应将施救对象的不配合、不作证等最坏因素考量进去，进而可以采取其他调查措施以还原事实真相，确保见义勇为者不受委屈。

就以此事件而言，有了受益人的证言，见义勇为的网约车驾驶员自然容易消除违章记录。但欠缺了受益人的证言，或者受益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是否就不能还原真相了？

显然不是，有关部门通过调取公共监控和视频，调取医院记录等证据材料，也可以还原事实，并不是缺少了受益人的证言就办不成事了。这事的最终结果，确实也是这么个走向。

因而，在处理类似事件时，显然不能苛刻要求“见义勇为者必须有受益人的证言方可维护合法权益”，更不能将寻找受益人祈求其作证强加给见义勇为者，成为其附加义务。相关部门理当积极主动地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帮助和指导，协助其搜集证据，或者依照职权调取收集相关证据，进而还原事实真相。

让好人有好报，需要的不只是好人自证是好人，更是对旁证该调用就调用的灵活处理机制——那样就算受助者缺席了，照样能证明当事人做了好事行了善。

□史奉楚

(责任编辑：孙启浩 CN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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