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义务对等,与发展利益相匹配
在过去,人类生活边际的扩张,曾经让野生动物一退再退,甚至许多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到今天,野生动物重回人类生活,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
“任何人都有义务保护野生动物,”乔新生说,“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如何保护,保护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比如谁来保护、保护的成本谁来支付的问题?当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设立的野生动物保护站,这是义务性的保护工作,他们的保护成本,由政府支付。另一种是公益性的保护,一般由社会上的公益人士、组织进行保护,保护成本也来自社会。”
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其实也是保护的成本,当前,我国不少地方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赔偿、补偿机制,但普遍数额较小,很难和损失相当,乔新生说,“举例来说,鄱阳湖保护鸟类,但鸟类毁了庄稼,怎么办?更进一步,西双版纳、神农架等都出现过野猪闯入农户家中,伤害村民乃至杀死村民的事情,又该如何赔偿?我们认为,从原则上来说,谁是所有者、管理者,谁负责赔偿,野生动物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国家和政府,那么就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赔偿”。
兼顾多方利益,平衡保护与发展关系
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生态的一环,也是保护人类家园的重要方面。但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人类根本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仍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乔新生说,“当我们讨论权利与义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保护生态和保护发展之间的关系,绿色发展是一个多元有机的概念,既要保护绿色的生态,又要在绿色生态的基础上发展。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建议像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一样,由自然资源部建立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基金,同时设立全国统一的赔偿标准。此外,在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时候,也应考虑,给当地的人们留出一定的发展空间”。
乔新生建议,在法律层面尽快建立更加完善的保护机制和赔偿机制,“随着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我们也应该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加以修订。个人认为,可以加入4部分内容,首先,将国家赔偿具体化,当前国家赔偿只有概念,而缺少可操作的方法。第二,建立相关的救助基金,统一赔偿标准,当前各地标准不一,有些地方赔偿很少,远不足以补偿损失。第三,协调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发展利益之间的关系。第四,因地制宜,保护人的合法权益,人是目的,是发展的根本,我们既要保护野生动物,也要在绿色的基础上,保护人发展的空间的权益”。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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