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5日，江秋莲拿到日本法院的判决书，原本想立即进行诉讼，但随后了解到仅有判决书不足以作为证据，于是又经历了漫长的准备证据阶段。由于“江歌案”是跨国案件，从日本司法部门获得的将在中国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的判决书和卷宗需要在两国进行翻译和公证，仅这一过程就长达九个月。

在这漫长的等待期间江秋莲也承受了来自网络的巨大压力、误解和质疑。

2019年9月，江秋莲（左）仍在为寻找起诉刘暖曦的代理律师在北京奔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事诉讼受理期限为三年，这也就意味着，在2019年11月3日前如果不能顺利立案，就有可能错过诉讼的时限。“律师”曾经是江秋莲最为敬仰的职业之一，但从案发后至今，江秋莲没想到寻找律师会成为她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

三年间，江秋莲接触过不少中、日两国律师，也曾经与其中不同的律师签下过代理合同，但其中一些律师的做法深深伤害了江秋莲，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金钱却走了弯路，让她有苦难言。最终，江秋莲与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签订代理合同，在诉讼时效到期前顺利立案。

2019年8月，江秋莲在家接听亲戚打来的电话，告诉对方不用来看望自己，也不用担心

江秋莲曾经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但在江歌遇害后，她几乎断绝了和亲戚朋友的来往，2018年初从东京庭审回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必须要办的事情，她不下楼，不出房门，完全封闭了自己。江秋莲说自己的生活变了，任何人都不能帮助自己从这种痛苦中恢复。

2019年8月，江秋莲在女儿的房间

房间里摆满了江歌生前的物品和一些喜爱的玩具、书籍。家人曾经劝江秋莲把江歌的物品烧掉，送到“另一个世界”。江秋莲不忍心，她说这就是江歌的家，江歌的房间，自己不能连这些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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