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二月河去世和王岐山是知音 享年73岁(2)

对抽烟的喜好，也是在大同养成的。煤井下面很危险，晚上坐在煤井下休息时，听到煤柱子被压得咯吱乱响，很吓人。“大家商量着，觉得应该有一个和生命同步消耗的东西，开始从每个月6块钱的津贴里拿出钱来买烟抽。”

尽管条件艰苦，但凌解放没忘了看书。半夜里，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主席著作。地上的报纸，甚至一片台历，他也要捡起来看看。就这样，他被调到团里当了通讯员，负责办黑板报，一篇通讯还上了《解放军报》。部队换防辽宁时，为轻装和“破四旧”，要把书全烧了。凌解放偷偷从火堆里扒出《辞海》《莱蒙托夫诗选》。后来，他干脆到驻地农村找书。《二十四史》成为他的日常读物。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因为别人追着要，他连夜抄了半本。

帝王传

1978年，凌解放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干事。当每天的工作变成打开水、拿报纸、接电话、喝茶看报，他又坐不住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直热爱的《红楼梦》。

1980年，他将得意之作《史湘云是“禄蠹（音同度，意为蛀虫）”吗？》寄到有关刊物，却石沉大海。一气之下，他把稿子寄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冯其庸看过文章后，很赏识这个年轻人，鼓励他用这种风格写小说。凌解放就此开始文学创作，但最初几部作品都被退稿。直到1982年，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凌解放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到有学者感叹没有文学作品表现康熙的文治武功，37岁的他当即表态：“我来写！”

经过两年的准备，1984年，二月河走上了“帝王小说”写作之路。“刚开始写《康熙大帝》时，我们全家住在29平方米的房子里。我把所有资料捆成一捆放在床下，在地上铺张报纸，匍匐着钻到床底下，一点一点地查资料。”他回忆说，因为自幼对冰雪消融时的黄河印象很深，《康熙大帝》第一部定稿时，自己便以“二月河”作为笔名。

《红楼梦》对二月河写作的影响很大。初中后期和整个高中时期，他曾将《红楼梦》读了五六遍，之后又陆续读了10来遍。写“帝王系列”时，考虑到书中的时代和《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差不多，二月河觉得语言特色也应该跟着红楼梦走。书写出来，很多人以为二月河是清代人。

1988年，4卷共160多万字的《康熙大帝》完稿。第一卷《夺宫》出版后引起轰动，香港、台湾相继推出繁体竖排版。1989年，《康熙大帝》获河南省优秀图书奖。1990年至1992年，二月河又创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多万字。1998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引起全国热议。1994年至1996年，二月河写完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130余万字。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政治长卷。

二月河作品《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历史观

随着作品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争议声也不绝于耳。其中一种说法是，二月河在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

“第一本书出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报纸用了一整版篇幅，以通栏标题《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对我进行批评。这在当时是作为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二月河有点紧张，就给冯其庸写了封信，说不知这件事是否有什么背景。冯其庸写了一幅字寄给他：“浊浪排空君莫怕，老夫看惯海潮生。”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写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只要作品里有地主，就一定是坏蛋。人们现在衡量我的作品，有时还是会沿用这样的模式：康熙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动阶级，你为什么要歌颂？”

二月河告诉记者，自己判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主要看3点：第一，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没有贡献。“我不管你什么出身，做出贡献的我就歌颂，反之就批判。”第二，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没有贡献。“不管什么出身，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想办法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好人。反之我都觉得不是好人。”第三，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等方面有没有贡献。“蔡伦、郑和是宦官，毕昇是平民，司马迁是残疾人，黄道婆是道士……不管什么出身，只要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我就歌颂。”在二月河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不同时期的观点不是恒定的。抗战时期就不讲成分，只要抗战就是好人，成分再好但成了汉奸也要照打不误。土改的时候，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如果这个时候你反对，也是错误的。”对于批评，二月河很少反驳，而是希望人们在慢慢的认知过程中进行选择，可以维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和平地探讨。“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个多元体，允许你说话，也得允许别人说话。大家都能把话讲出来才是一个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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