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多次主动给下面的监狱打招呼，有时甚至催促监狱尽快给‘小四毛’办理减刑材料。”赵娟说。
和监狱管理局里应外合，利用关押场所变化规避减刑在程序上违法、实体上作假被发现的风险，任爱军的其他数次常规减刑和重大立功减刑也都是利用这种手段得逞。
“曾经的坚持原则，让步于打招呼请托，导致发生滥用职权的行为，为‘小四毛’违规减刑提供了帮助。”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高奇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
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应起到审判监督作用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层层放水，从院长、分管院长、法庭庭长到主审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在‘小四毛’违法减刑过程中，我曾接受他人请托，对其减刑案督促办理。对违纪请托，我既未拒绝，也没有详细问明情况，而是盲目地予以接受，轻率地加以督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关中翔在担任临汾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时，伙同他人徇私枉法，三次裁定减少任爱军刑期。
在任爱军等人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有的民警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给其玩电脑、用手机提供便利，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
“有的民警甚至以能为任爱军减刑出力为荣，甘当‘马前卒’，竞相主动为他办事。”赵娟说。
滋生黑恶势力的地方，往往就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区域——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刻不容缓
“这起案件，表面上看是人的问题、机制的问题，实质上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出了问题。”陈学东说。
滋生黑恶势力的地方，往往就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区域，必然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存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这些都为黑恶势力坐大成势提供了可乘之机。
> 根据《关于在新闻网站核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新广出发[2014]122号)和《关于在14家中央主要新闻网站核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国信办通字[2015]11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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