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记者大都有分工条口，例如政法、教育、医卫等，他们或多或少在多位宣传干部们组建的联系群里。这些联系群本是为了降低沟通成本，方便宣传干部们发布本部门新闻、通知例行发布会、安排集中采访等。但笔者观察到，一些媒体联系群已沦为一些部门“喂食”媒体记者的饲养场。

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的记者因此自废武功，丧失了媒体记者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不少媒体记者同行感叹,现在主动联系采访政府部门越来越难，遑论那些监督报道的采访。一些宣传干部越来越不好沟通,有的以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范围不予回应或不接受采访；有的是拖字诀,要求发采访函走程序，请示领导一番三五天过去，得到的答复还是不接受采访。

去年8月，记者曾因一篇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的报道，需联系分工条口——江苏省工商局。记者与该局的宣传干部来来回回沟通多次，也预留了充裕的回应时间，无奈后来得到的回复还是以不属于所在部门监管范围为由不接受采访。报道播发后，记者在报道中仅因提了句“记者就骚扰电话议题，向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工商和公安宣传部门申请采访，均以不为其主管为由，婉拒了采访”，却被那位宣传干部踢出联系群。

在日常采访中，也有不少宣传干部对媒体的监督持欢迎态度，认为监督曝光能让一些老大难的问题得到重视,推动问题的解决。近期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曝光后，不少公众和媒体学者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必要性，感叹媒体应早日曝光这些无良企业的违法行为。

有学者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比喻为给大树找虫子的啄木鸟。坏消息的来源不在于信使，大树有病也不是因为啄木鸟找出了虫子。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那些患有“舆论监督敏感症”的宣传干部们理应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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