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放药品，本质上是一种互害的行为模式，以暴制暴来完成私力救济。以暴制暴，在文明演进史中，已被现代法律精神所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属于“以制造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投毒杀狗为例，可能误伤牵绳犬只、幼童、流浪汉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纠纷，如犬只死亡的财产侵权纠纷；可能会造成群体间的对立，无节制的循环报复……
但这样的思维模式，近些年并非罕见。面对一些当前法律难以关照的公德洼地，就诉诸极端形式，往往能收获相当共鸣。如驾车时遭遇赌气车，男司机将女司机暴打一顿，叫好者不在少数；如就餐时遭遇熊孩子，邻桌女子一脚猛踹，点赞者不乏其人；如广场舞扰民，跳舞者被居民用气枪射伤，鼓掌者比比皆是……面对纷繁复杂、一时难解的治理难题，就指望通过快意恩仇的方式简洁明了地快刀斩乱麻。倘若这种思维成为惯性，也会造成社会理性的丧失，集体情绪的失控，群体共识的分裂，以及对正常解决路径的忽视。
解决不文明养狗问题，还是须要变“互害”为“互助”，无论养狗与不养狗，都不能被极端“爱狗”或“恨狗”的情绪所裹挟。养狗者，对于当前社会上对不文明养狗、极端爱狗行为的厌恶，应当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行为规范；不养狗者，亦须明白极端乃至违法行为，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在这其中，有相当多的共识空间，是可以形成合力的：对疫苗质量的关注；对社会治理的呼吁，诸如呼吁在立法层面厘清相关的行为责任，对办理养狗证所交费用用途的追问；对双方各自诉求行为边界的探讨等。
对于相关部门，也当从这波网络舆论中有所启示。社会治理对社会道德与群体行为模式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倘若难以塑造足够有约束力的规范，那么必然会引向民众相互设防和互害——超过必要限度的预防性和伤害性行为，反而会导致道德紧张、社会失序。因此，加大相关法律供给，在法治途径内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客观来说，中国的人均犬只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突出，观察基本解决“狗患”的国家，靠民间投毒来解决问题的，恐怕是没有的。这也当成为我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起点：一个成熟社会，必然不会只剩“民间投毒”一种解决办法。
毒狗药异烟肼 8月初，北京世纪坛附近在几天内突然有7只狗中毒身亡。有几位宠物狗的主人称，自己家的狗在世纪坛附近的草坪里误食了有人恶意投毒的毒香肠，毒性发作15分钟后便吐血身亡。
“三次将李某送交看守所执行，看守所都以李某患病且有HIV为由拒收，判决成了一纸空文。”2018年初，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法院一位承办法官非常生气地向东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干警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