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偷子案：真假儿子错换26年人生

在朱晓娟的离奇经历引发关注后，河南省高院主动派人来到重庆，与朱晓娟面谈。朱晓娟告诉重案组37号，2018年3月底，河南省高院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在法院负责赔偿工作。三人传达了河南省高院对于这一事件的初步处理意见：对朱晓娟表达歉意，组成专案组调查，后续情况将及时通报。

一名参与上述会面的河南省高院干部告诉重案组37号，当时到重庆去，一是想了解朱晓娟这边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对其情绪进行安抚。回到郑州后，河南省高院即对当年的鉴定过程进行核查。

朱晓娟觉得，如果能够把当年的事情搞清楚，厘清责任，也算结局完满。因此在会见后，朱晓娟一度谢绝媒体采访，“不想把事情搞大。”

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终没有新的信息，也再未与朱晓娟接触。朱晓娟向重案组37号展示的聊天截图显示，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反复称，“在等领导回复。”

距离第一次会面三个月后，2018年6月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与朱晓娟接触。他们告诉朱晓娟，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赔偿，大约是5万元。

7月5日，参与这次会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重案组37号透露，经过初步调查，河南省高院当年的亲子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之所以出现结果偏差，“可能是技术问题。”

这一次会面不欢而散。朱晓娟告诉重案组37号，对方提出，“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现在养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一样可以养老送终。”这样的表述，让朱晓娟觉得对方“没有诚意，也没有歉意”。

朱晓娟向重案组37号提供的短信显示，河南省高院一名张姓工作人员称，他们“就是因为二十多年以前单位同事的过失来的，怎么会没有歉意”，并表示“鉴定结果出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失，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结果”。

重案组37号拨打发送上述信息的电话，对方承认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但拒绝对信息内容置评。

朱晓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对于此事的调查报告，没有获得同意。

一个想法在朱晓娟内心萌生：起诉河南省高院。朱晓娟告诉重案组37号，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可以让河南省高院对当年的错误鉴定负责，二是作为案件重要书证，律师将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内部调查报告，了解当年的鉴定过程。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朱晓娟觉得，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起诉鉴定机构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晓娟的委托后，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

律师团成员黄敏告诉重案组37号，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此前还没有相关判例，因此所有的步骤都需要摸索前进。其中主要的核心问题，便是具体的起诉方式，以及管辖权的问题。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而法院属于司法审判部门，不属于诉讼主体，这也意味着这起事件，不可能以“民告官”情形中最常见的行政诉讼形式立案。

律师刘昌松告诉重案组37号，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如果是当事方认为法院判错案件，是无法通过司法手段起诉的，只能通过上诉或者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能成为被告。不过，当法院并未履行审判职能时，其可以被当作一个民事行为主体，个人可以对其提出诉讼。

重案组37号获得的收据显示，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1500元“亲子鉴定费”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盖有法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刘昌松说，这份收据足以证明，当年河南省高院的鉴定部门是对外开放且收费的，其与朱晓娟夫妇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在进行亲子鉴定时，法院并非在履行审判职责。

黄敏介绍，律师团经过研判后认为，河南省高院有偏差的亲子鉴定，导致朱晓娟错养儿子二十多年，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既然河南省高院开展鉴定业务，也有条件开展这一业务，那么就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不过，在具体侵权情形上，律师团陷入困境。黄敏说，团队一度想以侵犯监护权起诉，但又被推翻。“法院实际上没有直接侵犯朱晓娟的亲子权和监护权，朱晓娟是因为相信亲子鉴定报告，主动放弃继续寻找。”律师团因此决定，直接以“民事侵权”起诉。

除此之外，管辖权的问题又摆在朱晓娟和律师面前。状告省级法院，应当向哪里起诉？刘昌松说，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河南省高院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内级别最高的法院，如果在河南立案，涉及到回避情形，如以侵权行为发生地提起诉讼，则需要最高法指定管辖。

考虑到这一情形，黄敏说，律师团队最终决定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即朱晓娟所在的重庆时渝中区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朱晓娟以民事侵权起诉河南省高院，鉴于被告方的身份，其后的审理或将很漫长。

朱晓娟希望通过起诉，也告诉刘金心，应该“走出来，站出来”，而不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她说，“起码，不要老把自己当作受害者，然后沉沦。”

新京报记者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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