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律师刘长做的现场还原，也借鉴了朱中道的素材。受访者供图
最高院阅卷审查再审仍是死缓
二审过后，因为案子判决结果“想不通”、“生气”甚至有些“心寒”的章一鹏退出了辩护，但他开始帮李锦莲留意有经验去打冤案的律师。
“法律文书中，对于奶糖的来源，一会是‘县城市场’、‘遂川县城’一笔带过;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制作毒糖、丢糖投毒的目击者，制作毒糖的工具，出现了‘火柴杆’(二审裁定书)、‘木柴杆(起诉书、一审判决书)等多种不同说法，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判决书的用词怎么能这么轻浮呢?”章一鹏说，毒死两个孩子，不判死刑，也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法官心里也没底。而忽视证据中的问题，是办案人员缺乏“责任心”。
二审之后的李春兰，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为父亲申诉。从那时起一共申诉了多少次，李春兰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得自己醒着睡着躺着站着脑子里全是申诉。因为申诉，李春兰没法去找正式的工作，靠着摆地摊和打零工作为糊口的收入，如果在南昌申诉，她就在南昌打零工，挣的钱再用来继续申诉，申诉过程中，两个弟弟交给老家75岁的奶奶照顾，遇到弟弟们要交学费，李春兰就咬着牙500、1000地向亲朋好友去借。
而作为吉安籍人大代表，北京中医医院原院长李乾构，自2002年起，连续5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以代表意见建议形式，呼吁最高法院重审李锦莲案。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2005年，鉴于全国人大代表连续提出建议，最高法院决定调取李锦莲案案卷，重新审查，2011年2月24日，江西省高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
“这是这些年我家最高兴的时刻。”如今44岁的李春兰回忆到7年前，眼睛里仍然闪着光，但随即又迎来让父亲最绝望的时刻，2011年9月14日案件再审开庭时，狱管让父亲已经准备好了行李准备离开监狱，但江西高院再审该案后，于2011年11月10日作出刑事裁定，维持此前对李锦莲的死缓判决。
而再审过程中，章一鹏提出的证据疑点，仍旧没有得到解答。办案人员所说的李锦莲制作毒糖的火柴杆一直未能找到，辩护人曾申请对案发现场的糖纸进行指纹鉴定，再审判决记录显示：皱褶的糖纸经技术处理无法提取指纹，故对指纹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
▲案发现场。受访者供图
律师、人大代表、法官合力
再审后，朱中道找到了老校友，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退休后仍从事刑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参加并组织专家论证，并且在2014年李锦莲案再审后，形成了法律专家论证意见书。专家结论认为“此案是一典型的存疑案件”。该意见书此后被呈送到最高法院。与案子结下十几年不解之缘的章一鹏说，看到案件得到越来越多业内人士的声援，自己特别感动。
章一鹏在此期间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其中包括当时《南方周末》的记者刘长，2013年，刘长撰写报道，让更多的公众了解到李锦莲案。当时，受访与采访的两个人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不到5年后，刘长接过了章一鹏手中的辩护“接力棒”。
李春兰说，随着案件被社会进一步了解，她遇到的好人越来越多，三波代理案件的律师不仅免费代理，还自行垫付各种费用。“一个叫张亚光的退休法官，和朱律师章一鹏同岁，他看到媒体报道父亲的案子后，在网上写了十几篇文章分析这个案子，他写得很客观很厉害。他有什么新的信息，有什么动态，该怎么做往哪走，遇到法律问题他都会指点我。”
2015年，朱中道律师去世。李春兰回忆说，2014年10月份，已经躺在病床上的朱中道看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打电话给她说：“说你看现在国家的政策多好呀，四中全会专门说到了司法改革，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
2017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对李锦莲案进行再审。再审决定下达后。李锦莲家人委托中闻律师事务所易延友和刘长担任辩护律师，从报道案件到为案件做辩护人，刘长说这也是非一般的经历与缘分。
2018年5月18日，案件在江西高院再审开庭。17日晚间，章一鹏在妻子的陪同下坐火车赶到南昌旁听庭审，从现在回看过往，这位已经83岁的老人感慨道“我时间不多了，这个案子完了，我的人生打了句号，画了圆圈，这个案子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代理“李锦莲案”的第一代和第三代律师。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