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调查发现，周伟曾是湖南一家讨债公司员工，因追踪欠债人的工作性质，常通过网络购买个人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周伟发现，买卖个人信息市场需求大，利润也高，于是转行当起信息贩子。
依据周伟落网后的供述，其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多个行业，其中涵盖个人征信信息，以及开房记录、社保记录、车辆信息、网购收货地址、手机定位、学生信息、生育记录等，依据重要性及获取的难度，价格各不相同。
其中，个人征信信息价格最高，每条售价500元起，高的能到上万元；其次是个人手机定位信息，通常报价400元；再次是网购收货地址、生育住院记录等，一条200元左右；而像学生信息、开房记录之类，每条50元；需求量最大的则是车辆信息，每条通常报价100元左右。
警方查获的部分涉案笔记本、银行卡、手机。本版图片/警方供图
2 调查
各行业“内鬼”是第一环节
毫无疑问，周伟手中的信息，含金量最高的就是个人征信记录。但是，这种通常只有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掌握的信息，是如何流到周伟手上，又进入黑市交易的？警方怀疑，在一些金融机构，存在倒卖个人信息的“内鬼”。
通过对周伟的审讯，一名与之交好的银行中层管理人员进入警方视野。2016年，周伟在饭局上认识湖南长沙一家银行的信贷部主任梁刚。交谈中，周伟得知梁刚可以通过银行内部系统，查到全国的个人征信信息，并且几乎不留痕迹，“很容易”。
周伟事后供述，自己当即意识到，梁刚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便有意与对方深入接触。
由于主管银行信贷部，梁刚收入颇丰。为了拉其下水，周伟费了一些心思。除了经常请客吃饭、送钱外，还用上“美人计”，为其介绍一些年轻女性。
多重“攻击”下，梁刚最终被“拉下水”。2017年初，两人达成“合作”协议，梁刚负责通过银行内部系统查询个人征信信息，复制给周伟，每条能获得300至350元的报酬。
对梁刚来说，查一条征信信息不过是“动动指头”，而对周伟来说，这些信息加价后卖给多家小贷公司。有了稳定的信息源，周伟甚至成为圈内的个人征信信息“总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