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也建议，留学生不仅仅要学习专业知识，也要提高语言、社交与自我展示的能力，多多了解美国社会、历史文化与运转机制等等，这些对未来工作与生活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不仅如此，对改善师生关系，学生也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马啸深有体会地说，师生间的不对等关系，有些是可以改变的。例如作为学生，不应该对导师一味的唯唯诺诺。
“你对自己平等，老师也会对你相对平等；如果你总是卑躬屈膝，也容易造成导师颐指气使。学生要知道怎么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权益，如遇到老师辱骂、殴打或性骚扰可以投诉甚至报警。”
防学阀警惕“门派”学术山头
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人文学院教授刘敬辉说，美国高校约定俗成，学生毕业后要到外校工作，只有极少数能留校，不存在所谓“徒子徒孙”。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同一领域的“同行评议”考评体系较为成熟公正，因此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成不了气候。
刘敬辉教授介绍说，加州州立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双导师制度，即“学术导师”（academic adviser）和“职业导师”（career mentor）。如果学生不知如何选择深造方向，可以向“职业导师”请教。
这样的双导师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多了一个调解师生关系的正规渠道，如果导师不善待学生，学生可以向“职业导师”求助，校方能够了解情况和进行调解，而不是只听某个导师的一面之词。“职业导师”工资由高校专门拨款，往往跨系设置，和“学术导师”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地位比较超脱，通常每周都有“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与预约的学生见面。
总之，高校需要对师生关系进行有效管理、约束和规范，否则就可能以不作为的方式纵容和姑息教授欺凌学生。
论师徒人格平等是基础
刘敬辉教授说，正常的师生关系里，导师雇用学生做事，一定有制度和合同保障，工作时间、责任、报酬，都有法可依。
不仅如此，在美国，博士生和导师可以双向选择，学生如果实在不满，能够更换导师。虽说无论在哪里，学生换导师都不容易，需要谨慎决断，但毕竟有制度可循，并且换导师情况各校皆有，并不鲜见。
刘敬辉教授介绍说，很多美国高校通过学分制度保障教授对学生的指导。即以课程学分计算学生应交纳学费，而教授带学生的报酬按学分计算。所以教授一般不会带太多学生，系主任也会对导师招收学生的数量把关。
从学生的角度，刘敬辉教授建议说，首先一定要学会选择自己的导师。“我（读博士时）选择的导师不仅在学术上进行指导，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他迄今和导师保持联络。
其次，学生应当主动约见导师，提出问题和征求导师意见，充分利用好美国高校教授每周为指导学生留出的“办公室时间”。不过，学生在和老师见面前，应当先做好准备，把需要读的文献读完，把老师发的资料看懂，把作业文章先行发给老师阅看。这样，即便导师每周只给学生10分钟或半小时，学生也能得到有效指导。
刘敬辉教授说，美国高校宽进严出，博士生达不到水准很难毕业。因此，博士生入校后，就应主动去旁听高年级博士答辩会，尽快熟悉博士论文写作。平时还要设法多参加学术活动，从研讨会听众做起，掌握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
总之，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不能光指望制度和师德。教师固然要对学生有同理心，注意从学生角度换位思考；学生自己一要用功，二要主动求教。自己不读书不用功的学生，导师再爱护也调教不出来。
杜晖教授总结说，在她看来，美国教授和学生存在三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