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眼中，性骚扰更多是闺房密谈，或是茶余饭后的“话题”，一般上不了台面，更上不了法庭。
但性骚扰这头怪兽无处不在：
有调查显示，办公室性骚扰是最高发的性骚扰形式。
在温州，曾经发生两起很轰动的办公室性骚扰事件。一个赢了官司，一个没告倒老板。
事后，两名女孩都选择离开了温州，销声匿迹。虽然她们是受害者，却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她赢了官司却悄悄离开了
尽管经手的案子无数，刘曙勤律师依然对15年前的这起案子印象深刻。
2003年，小谢25岁。她是温州一家调查事务所的普通女职员。当年5月16日傍晚6点左右，同事们已经下班了，她一个人在加班。
按照后来法院判决书的描述，“负责人金某趁其他同事下班之际，强行抚摸她隐私部位，她奋力反抗才得以脱身。”
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同年5月29日，未能得手的金某以办事效率低为由，辞退了她。6月17日，金某打电话用下流话骚扰她；随后两天内，又连续10余次给她打骚扰电话。
小谢是东北人，来自农村，吃过不少苦。“她是那种性格刚烈、宁折不弯的人。”刘曙勤说，小谢并没有选择屈服，而是到当地报社投诉。
小谢当着记者的面，用报社的办公室电话打给金某，电话有录音功能。在对话中，金某说了类似“摸了有感觉”的话，通话内容明显承认了性骚扰的事实。
7月2日，小谢向鹿城法院提交诉状，认为金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工作，使其身心遭到极大伤害。刘曙勤是原告代理律师之一。
诉讼期间，刘曙勤负责接送小谢，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
由于一个是普通职员，一个是老板，诉讼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小谢天然处于弱势。
法庭上，金某的代理人说事实上是小谢不专心工作被辞退，“还提供了数位证人证言，证明5月16日小谢受骚扰时金某根本不在场。”
面对狡辩，小谢当着记者面录下的录音起了关键作用。
同年11月，鹿城法院一审判决金某对小谢的侵扰事实成立，须当面道歉，并赔偿5000元。这是浙江首例性骚扰胜诉案件，也是全国首例性骚扰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但小谢没有去领这笔赔偿金，而是消失了。“联系号码都废弃了。”刘曙勤说，小谢突然人间蒸发，赔偿金沉睡了十几年。
直到去年，刘曙勤突然接到小谢的电话，说自己人在上海，说想领那笔赔偿金。“看得出来，她的经济不宽裕，不然不会现在想到那笔钱。”
小谢没有来温州，刘曙勤替她代办了。“她不愿意再提这事。”刘曙勤能感觉到，小谢虽然胜诉了，但心里留下了阴影。“有时我在想，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她还愿不愿意打官司，很难说。”
这也是刘曙勤接手的最后一起性骚扰案件。
她说一直下不了决心
揭发老板
小吴是那种文文弱弱的女孩，长发，很安静。
那是8年前的一个下午了。我约小吴在一个咖啡厅里见面，采访她。小吴怯生生地来了，男友陪着。整个下午小吴一直在抹眼泪。
26岁的小吴在温州市区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上班。2010年3月28日晚，她在网上用中英文双语发布题为“救救这个被老板长期蹂躏的打工妹”的帖子，称自己遭遇老板张某的长期性骚扰直至性侵犯，并贴出大量图片。
董事长张某将小吴强行拉到办公室时被监控拍下
这个帖子引起了很大反响。小吴说，她是没办法才发帖的。
小吴和男友在大学期间相识，2008年双双来到温州的同一家公司打工。两个月后，公司突然提拔她到办公室当秘书，当时她认为是她学历高、英语八级的缘故。
“在办公室没人时，他经常会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什么的。”小吴说，她一开始觉得董事长张某就像慈祥的叔叔。直到有一天下午，“他的手开始在我大腿间游动……”
遭遇了性骚扰，小吴没有选择反抗。她甚至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当秘书被非礼是潜规则。
小吴说，胆子越来越大的张某不再满足于性骚扰，后来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性侵她，前后超过30次。“最多是在男厕所，其次是他的办公室卧室，还有几次是财务资料室。”
直接导火索是2010年3月21日，张某在董事长办公室试图侵犯小吴。当时小吴正是例假第3天，“他蛮横地把我从办公座位上抱到他的办公室，我挣扎着……”
这一幕正好被小吴的印度好友在QQ上拍了下来。在好友和叔叔的劝说下，小吴最终报了警。
但是，警方经调查后，决定不予立案。
理由是：在这么多次的性行为中，没有发生使小吴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暴力及威胁。双方连续发生性关系近2年，小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报案，也不告诉别人？另外，性关系大都发生在白天，小吴完全具备自救和他救的条件，为什么不自救或呼救？
也就是说，小吴自称的长期隐忍，是无法立案的主要原因。
“从最初的车间工人到现在，我的职业生涯才显出了点亮光。女孩子工作上想做出点成绩很难，换个工作还能好到哪里去？”小吴说，当初她是这么想的。
这件事对小吴的打击很大。后来，她和男友一起默默离开了温州。
性骚扰维权气氛不浓和受害人保护制度缺失有关
性骚扰具有私密性，往往发生在两个人单独相处时，没有旁证。刘曙勤说，小谢之所以能胜诉，幸亏她巧妙地固定了证据。
“维权必须果断，不能患得患失，不然会令自己受到更大侵害。”刘曙勤说。
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来表示，受害人在遇到性骚扰时，可以采用偷拍、录音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但真的要防范性骚扰，光靠受害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是不够的。
“目前对于实施者的处罚不够严厉，一般只是行政拘留和小额罚款。对于受害人的补偿也太少，付律师费都不够，靠自愿调解，没有强制赔偿机制。”陈一来说。
他说，尤其是办公室性骚扰、校园性骚扰，受害人奋起反抗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可能丢了工作，误了学业，还会招来行业歧视等。”
他认为，性骚扰维权气氛不浓和受害人保护制度缺失有关，“应该建立制度上的保护网，完善受害人救济制度。”
性骚扰也可以构成犯罪
遇到性骚扰不要沉默
“律师来了”签约律师、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讲师、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立波也说，在法律上，我国没有对于性骚扰的含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但在学理上，通过对这种性骚扰行为的总结概括，一般认为，性骚扰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性骚扰主要指发生在工作地点、公共场所等区域中的针对异性的性侵犯行为。具体主要包括：
1.性攻击行为，如强奸、性虐待以及任何造成身体伤害的性暴力动作或者异常行为，即我们说的“性侵”，这种行为构成犯罪。
2.语言骚扰，包括各种带有性含义的性别歧视、性别偏见的言论以及侮辱、贬低、敌视异性的言论。
3.性挑逗，即一切不受欢迎、不合宜的带亵渎性的性挑逗行，如掀衣服、触摸异性的性器官、向异性暴露性器官、展示色情图片等。
4.性胁迫，使用胁迫或者威胁等手段，在违背异性意志的情况下强迫其进行性服务或者性行为，如强吻、强行搂抱或者强行猥亵等行为。
狭义的性骚扰通常指广义性骚扰中的后三种行为，即语言骚扰、性挑逗和性胁迫。
猥亵也是性骚扰的一种强制猥亵构成犯罪
徐凤珍说，猥亵是指有身体的接触行为，包含在“性骚扰”这一范畴内，而强制猥亵行为涉嫌犯罪。
在法律上，对于性侵行为和强制猥亵行为，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专门规定了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罪名。
必须注意的是，猥亵儿童罪中的猥亵行为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非强制性的，都不妨碍构罪。受害人依据相应的刑法规定能获得公权力的救济。
报警！大声喝止！保留证据！遇到性骚扰不要沉默
曾办过猥亵儿童案的金道律师事务所廖志松律师说：“性骚扰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无法挽回的，有的因此得了精神疾病甚至自杀。”
但是性骚扰相比于性侵害，有时取证较难，施加者还会否认，致使受害者在求助法律时经常会遭遇到“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的三难困境。周律师说，我国很多法律都对此作出了救济措施，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定：“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第58条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在公交车、地铁等地方，实施袭胸、偷拍裙底等行为，“这些都是触犯法律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轻则会受到行政拘留”，台州椒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吴骏说。一旦在公众场合，遭遇上述“性骚扰”行为，大声喝止，还有“报警是个好办法，可以起到震慑作用。”如果发生在公众场合，可以调取监控视频，或者注意找到身边证人。
惊人数据性骚扰无处不在
去年11月25日，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发表《全球性骚扰现状》，揭露世界各地女性面对的无所不在的性骚扰现状。几十年来，性骚扰现象受到全世界关注，每年都有各种机构的调查，数据触目惊心。
亚洲。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年调查：25岁至44岁的日本职业女性中，超过1/3在工作单位遭受过性骚扰，其中17%的人被男同事提出过性要求甚至被强奸；因为怀孕和分娩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女性比3年前增长15%，因此出现一个新词：孕骚扰。
据慈善机构“行动援助”统计，57%的孟加拉国女性、77%的柬埔寨女性、79%的印度女性以及87%的越南女性，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非洲。联合国妇女署2013年报告：在埃及的7个地区中，99%受访女性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埃及一家反性骚扰公益组织的报告显示，在开罗市区，超过95%的女性曾遭到过骚扰。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坦桑尼亚超过50%的妇女遭到丈夫或伴侣的暴力，埃塞俄比亚则达到71%。据尼日利亚官方数据，尼日利亚童婚率超过43%，且有60%18岁以下未成年人曾遭受过不同形式的身体、精神或是性暴力。
美洲。“停止街头骚扰”组织说，65%的美国女性曾遭遇过某种形式的街头骚扰，23%的女性曾被性骚扰，而37%的人称在晚上回家路上毫无安全感。另据调查，62%的男性和71%的女性认为，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是普遍现象。
“行动援助”组织：86%的巴西女性在公开场合遭受暴力或骚扰，且84%的受访者称她们曾被警察性骚扰过。墨西哥每10名女性中有8-9名遭受过骚扰，在首都墨西哥城，96%的受访女性在公共场合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暴力。
大洋洲。数据显示，87%的女性表示至少遭受过语言或身体上的骚扰，40%的人表示晚上在自己社区行走感到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