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梁聪提及“赔偿减刑”时表示，“赔偿减刑”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法官需要征求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意见，他们同意调解，愿意接受经济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调解。
而于本案而言，据媒体报道，被害人真的是迫于无奈，不得不接受杀人犯的赔偿款，但依旧坚持不肯出具《谅解书》。既然被害人不肯谅解，又谈何“司法修复”？
质疑三：衡量聂李强强奸杀人案的性质，他该减刑么？
聂李强案中被害人律师张慧清律师说，国外很多国家都有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赔偿制度被经常认为是一种衡平救济，很多国家授权法院，允许判处被告人缓刑并需支付罚金、赔偿和弥补被害方因罪行而遭受的损失。
但是，“赔钱减刑”不等于“花钱买命”。依据“罪刑相一致”原则，并不是赔偿的履行一定可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毕竟，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和大小往往无法通过金钱来衡量，钱不能弥补一切。
2012年7月，最高法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刑事案件中“赔钱减刑”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处罚。
聂李强案性质之恶，其一，聂李强没有“自首”情节，西安警方在2016年1月19日已经将他列为嫌疑人，悬赏通缉，而他是在三天后才跑到派出所投案的；
其二，聂李强对两名未成年受害人先杀后奸，脱下裤子性侵，行为极其恶劣，理应加重惩罚，而不是从轻发落；
其三，聂李强还是个累犯。早在2010年他就有强奸前科，服刑直至2013——，五年内不思悔改又犯下强奸杀人案，更应该加重惩罚。
就算所谓“赔偿”在刑法里属于减轻刑罚的情节，但这三个加重处罚的理由也不应无视，更没道理因为聂李强赔偿了他本该赔偿90万，就可以从死刑减为死缓。
所以，这一次聂李强的减刑，公众舆论需要法官一个解释——
法制日报认为，聂李强性侵两名少女，这本就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因为二审改判再次引发强烈的舆情反弹，这种情况下，法官完全有责任站出来释法，解开民众对案件的疑虑和猜疑，毕竟，法官释法更容易使司法与舆论达成，化解舆情危机，提升我国司法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