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浮是希腊女诗人,遭恋人抛弃,郁郁投海而死。余光中的诗作拟为沙浮告别人世时的情景和她的口吻。而《旅人》写出旅人的艰难途程和落寞心境:“永无休息的途程,/从清早到黄昏:/驮一个沉重的包裹,/挑一肩零乱的灰尘。/……啊啊!小鸟也有巢可归,/啊啊!只是我无家可回!/人生的道路我早已走累,/疲倦的心儿怕就会枯萎。”
朱双一说,这两首诗表明作者敏感的心灵似乎已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离乡别井的羁旅愁绪,从而“超前”地切入了乡愁主题。
朱双一关于青年余光中的文章在台湾《联合文学》发表后,余光中先生给朱双一写了一封信,自谦地表示自己早期作品还很青涩,现在学者隆重发掘,他也很欣慰。
余光中先生逝世当天,朱双一正好在台湾。他注意到,岛内几家媒体都报道了“一代文学巨擘陨落”。
谈到研究“青年余光中”的缘由,朱双一说,我深深觉得海峡两岸的文坛,有十分密切的关联。1949年前后到台湾的大陆人士中,不少是曾亲炙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传统中的作家或文学青年,因此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某些资质和因素,必然随着他们到达海峡彼岸,在那里生根和繁衍。
与学者的理性研究不同,余光中先生对厦门的回忆充满了感性基调。“厦门靠海,水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在读厦大时我就住在海边,我第一首新诗也是厦门时发表的。”
除了几次赴美讲学,20多年的时间里,余光中一直住在台北厦门街。就在台北厦门街里,余光中写下了自己在厦大当“兰陵侠”的美好回忆。
1986年,余光中到高雄中山大学任教。高雄临海,他不由得想起了对岸的厦门。
在文章里,他写道,“在厦门那半年,骑单车上学途中,有三两里路是沿着海边,黄沙碧水,飞轮而过。令我享受每寸的风程……隔着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北域,厦门、香港、高雄,布成了我和海边的三角关系。”
1995年,余光中首次回厦门。后来又几次回来,包括参加母校厦门大学85周年校庆活动。他曾写下几个字:“六十年后犹记厦大的蚝煎蛋”。
当我死时: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余光中写杜甫:“这破船,我流放的水屋/空载着满头白发,一身风瘫和肺气/汉水已无份,此生恐难见黄河/惟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有一天,会抵达西北那片雨云下/梦里少年的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