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安：我先生已经比我早毕业两年，而且他在台湾已经博士后做两年了，所以本来的确是想着，既然先生回台湾了，以后我也跟着回台湾找学校任教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情况逐渐浮现出来，台湾那时候政治形势开始令人挺忧心的，那时候有一些打着统一的旗号，但是已经在做一些分裂的，为以后所谓的台湾独立的路线方针垫底的一些政治事件出来。
记者：您和您丈夫都是学者，一个意识形态也好或者政治道路的选择也好，会对一个学者产生什么影响？
卢丽安：学者毕竟还是要安身立命，我先生他是我们所谓的外省第二代，他那时候是一名十五十六岁的少年，没得上学，没得工作，走投无路了，只好登上了一艘船，出去了，他是遭受过这种省籍情结的歧视也好，所以他十分痛恨社会不公正，不公平正义的现象。
个人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加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独势力导致台湾岛内局势不稳，两岸关系紧张。卢丽安夫妇做出了一个当时令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到祖国大陆的上海定居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