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
刘永彪发现，这22年来，总有个恶魔在折磨他。
恶魔经常闪现梦中——爬着山，眼前一棵树直直地倒下，又或者是警察突现，用手铐将他一把抓住。
每次醒来都是大汗淋漓，只能在黑夜里睁着眼发呆到天亮。这样的次数久了，他干脆拒绝入睡——通宵打麻将，下象棋，看小说。最长的一次，他下棋连续下了两天一夜。
这是刘永彪被关押进湖州市看守所的第十天，他剃成寸头，穿上了看守所的黄马甲。在一间灰白色墙壁的审讯室内，他神色平静地接受记者采访。
刘永彪出生于安徽省南陵县一个偏远的乡村，除了上级领导调研扶贫和走访贫困户的通讯稿，这个村庄在网络世界的存在乏善可陈。从小，刘永彪就和村里的其他娃显得有些不同：从父母那里偷来的两块钱，他拿着买来蜡纸和彩笔。到初中，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小说，喜爱鲁迅和《红楼梦》，在初三毕业时即宣告了自己一生的梦想，「我就喜欢当作家」。
尽管在家乡南陵，刘永彪并不讨人喜欢——好赌、情绪化、好吃懒做是最常出现的评价——但他成了作家，还是个在圈子里有点名气的「农民作家」。这些年，他陆陆续续出版了几部作品（尽管大部分是自费的），获了几个文学奖，甚至在2013年加入了中国作协。加入作协的途径有多种说法，刘永彪声称是「自己在网上下载表格」，但也有和他相熟的当地作家归因于某种并不光彩的手段。无论如何，他总算是硬气了一把。
1994年，他在一本名为《清明》的安徽省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情怀》，主人公是个读了3年高三的乡下少年，为考不上大学而苦恼，暗恋着隔壁「染了金色的头发，穿着皮夹克、牛仔裤」的青梅竹马。那会儿，刘永彪正雄心勃勃地谋划在文坛一展拳脚。
但他的生活并不顺遂，1995年，女儿3岁，出生时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眼睛奇小，刘永彪在这一年必须筹措到5000元为女儿手术。
那一年同时成为近乎断片式的空白，「一个不堪回首的污点」。当年，他和同乡年长11岁的汪维明去了一趟织里。刘永彪和汪维明是发小，汪维明是村里记工分的会计，也是少有的支持他文学理想的乡邻。每当父母和妻子唠叨「看书是不懂事」时，为了「耳朵清静」，他经常躲去汪维明家写小说。
刘永彪因此对汪维明有种近乎信徒般的虔诚。汪在织里打过工，说「那里的老板很有钱，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女儿的眼疾、赌博的输多赢少、文学事业的上下打点，他最需要的就是钱。
但除去抢劫外，他们还杀了人。警方从他们随身携带榔头这一细节推测为预谋杀人。
在和记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中，刘永彪逻辑清晰，只有在被问及作案过程时，罕见地激动了起来：「细节还用说吗？细节很残忍的。」
他从来不敢回忆杀人的细节。作案的日期，还是在被抓之后从侦查员的笔记上得知的。
杀人后的第二年清明，刘永彪买了一包老鼠药想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想到药会苦，他还用放维生素的小药瓶装了点酒。没想到，妻子把女儿也给抱来了。看着女儿还未被治愈的眼睛，勇气又顷刻消失殆尽：「看我女儿这个样子，我还是要活下来啊。」
第十年是个关口。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被一种更强大的麻木盖过去了。有时他还会劝自己：「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这一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他的儿子出生了，他开始在县城里开作文辅导班。
刘永彪变成了那种最普通的父亲。尽管他独自住在县城，妻儿长期住在乡下，但他依旧热衷于在QQ空间分享儿子的成长历程：出生没多久还穿着纸尿裤的时候；一周岁学会走路的时候；再大些跟着父母出去旅游的时候；8岁开始读小学生优秀作文的时候。
开作文辅导班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刘永彪还算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南陵县，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许梦琪跟着刘永彪上了三四年辅导班，还一度担任班长。在许梦琪看来，他和任何一位靠教书赚点外快的辅导班老师一样，照本宣科，无视课堂秩序，偶尔为被欺负的女生伸张正义。面色蜡黄，垂着两个吓人的黑眼圈，坐在休息室的板凳上一根接着一根抽烟，这是她对刘永彪的印象。
一度，刘永彪也考虑过把写作当作发泄的途径，通俗文学，连题目都取好了，叫《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后，他又不敢接着写了。「如果没有这个案子……」他经常这么幻想，他有底层生活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忏悔的冲动和灵感太多了」。
但刘永彪说，他不敢努力了。「努力以后就出名了，出名就关注了，关注以后我就怕我这个事就出来了。」
对于刘永彪的文学成就说法不一。芜湖作家谈正衡在1980年代和刘永彪相识，在他印象里，早年间他的作品的确还受过不少文学名家的肯定，被评价为「笔下的底层生活沉甸甸」，「具有真实的力量」。但接受采访时，他对刘永彪后期的代表作不屑一顾：「就是写某小青年如何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然后有钱了，被长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领导的女儿看上。」
刘永彪出事后，谈正衡在朋友圈里写：「作品没有成就他，反倒是命案让他出了名。」
转机
严关炳和陈红跃发现，这22年来，也有个恶魔在折磨他们。
恶魔经常在某个日常时刻「嘣」地一声跳出来。在路上遇到当地村民或者老领导，顺口提起「那个案子怎么样了」，他们答不上来，只能愧怍地低下头。
2008年，曾分管此案的湖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李纲病危，他把当年参与追捕的民警都叫到了病床边，嘱咐：这个案子没破是我终生的遗憾，你们这些同志有朝一日一定要把它侦破。
每当想起李局长的这句临终遗言，严关炳和陈红跃感到「心都会疼」。
22年来，在严关炳办公室的抽屉里，当年重要的物证——指纹、鞋印、毛巾的照片还静静地放着。每当有类似的案子出现时，他会把当年的办案笔记拿出来复习一遍，这成了某种强迫症似的习惯。
转机在今年6月降临。
湖州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上任，下了「一任接着一任干，尽最大努力抓逃犯，破积案」的命令。更重要的是，用于刑侦领域的Y-DNA染色体检验技术已经成熟，沉积近30年的甘肃白银案的破获就是一个绝佳的典范。
简单来说，这是利用了Y染色体在男性父系之间的单向传承。如果是男性嫌疑人在作案现场留下可以检测出DNA成分的遗传材料，通过找到与嫌疑人有相同Y-DNA渊源的亲属，进行Y-STR（shorttandemrepeat，短串联重复片段）的同源比对，可以直接确定嫌疑人的姓氏。每个姓氏都有Y染色体的特异性标志，就像血液里流动的代表出身的「条形码」。
40岁的徐志成加入专案组成为10位常驻民警之一。法医物证专业出身的他，从2005年开始一手建立起湖州市公安局的DNA实验室。
徐志成太不像个警察了——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评价。他戴一副厚实的有框眼镜，讲起话来有股文绉绉的老学究味道。如果对话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个专业术语，他会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倒回来耐心地解释一遍，像是在蹑手蹑脚地完成某个高难度的实验。
要说和高校里终日埋头做实验的研究员有什么区别，大概是当你把一具触目惊心的尸首摆在他面前，徐志成也不会多眨一下眼。「在现场，在破案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同情这个死者。」
徐志成的DNA实验室位于湖州市公安局一栋4层楼房的4楼，从试剂室、提取室、扩增室到检测室，运转起来如同一个严丝合缝的齿轮。设备先进且昂贵——光是自动化工作站的造价就近两百万。现如今，公安部门站在了综合科学技术的最前沿，DNA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物证蛋白质检验。一滩尿液能查，一枚断掉的指甲能查，一个喝过水的杯子能查，你的DNA早就不是秘密。
要问徐志成是否曾遭遇过哪怕一丝困难的话，10年前的一起强奸分尸案也许算得上一桩。也是个冬夜，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失踪，33天后在一个鱼塘里发现了被蛇皮袋包好的躯干。通常来说，人体死亡后精子检出的最长期限是3周，得益于当时的寒冷天气，当徐志成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死者的阴道擦拭物，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少量的精子头部。成功检见精子的DNA分型后，故事的结局很快以嫌疑人的抓获告终。
但面对这起22年前的灭门旧案，徐志成却感到格外棘手。
拿到一个新鲜的检材（痕迹物证），徐志成检测出DNA只需要3天。但谁都没遇到过保存了22年的物证，严重的降解会导致DNA信息量的损失，再加上把检材都放在一块，存在相互污染的问题，「整个实验室也不是很放心的」。
好在，尽管当年谁也不知道检材有多少用处，留下凶手唾液的26枚烟头还是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在那个并没有多少检材保管意识的年代，居然有意无意地往其中放了一些纸——这帮助去除掉了环境里的潮气，使得检材处于较为干燥的状态。在前期提取时，徐志成采用了醇化的浓缩方式，在保证能够出结果的情况下把杂质全都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