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行政处罚权还只是‘表’，提升管理效能才是‘里’。”王伟表示，要让改革看到实效，城市管理者一方面要加强对条块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现有法律规章的整理与统一，另一方面强化信息化建设水平，实现规范化、透明化，全程留痕，无缝衔接。
此外，还要设立相关职能服务窗口与智能管理中心，与数字城管、智慧城市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建立一个能够凝聚各方共识的规范性平台，实现城市管理统一化、规范化、流程化。
从单一管理到多元治理
政府的作用应从万事包办转向沟通协调，搭建多方参与共治的服务平台
公众与社会的参与，是实现市民与政府互动，提高城市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如何让新城新区的管理从单一转向多元，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新加坡的城市管理为例，其通过在市镇理事会吸纳普通市民，并定期召开理事会，提供理事与市民共同探讨城市管理问题的机会，提高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同时也为政府促进多元参与机制的实现提供合法渠道。
“要实现人民城市人民管，政府的作用从万事包办转向沟通协调。政府负责搭建多方参与共治的服务平台，激发民间参与城市治理的活力，让社区、志愿者、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董珂说。
“其中，一个基础工作就是城市管理的信息公开。”王伟认为，围绕城市规划管理的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等重点环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依法、主动、及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让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
与此同时，要健全多元参与制度、拓宽多元参与渠道。“值得注意的是，要给多元参与做好定位。哪些过程需要多元参与，可以参与到怎样的程度，哪些还不适合公众参与，需要分类推进，都需要好好研究，‘全过程参与’和‘全社会参与’之类的说法要慎重。”刘士林建议。
王伟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释。他说：“凡涉及城市重大公共利益的决策，涉及复杂事项的决策和涉及多种利益冲突的决策，都应有序发动社会各主体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在听取各方意见，平衡各方利益后以公正、透明的方式作出决策。”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充分认识物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董珂提醒说，以城市管理中的社区自治为例，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在决策过程中占有什么样的话语权，要充分分析。在明晰物业所有者、经营者、使用者、承租者等各类“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基于物权法的公共参与决策体系。（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孟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