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下来，从怀孕到二宝兰熙7岁幼儿园毕业，张亚英一家需要付出的费用大约是260万元，而这还是在车子、房子都已经提前解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解决，至少还要多付出一百多万元。
实际上，二孩的生育风险是高于头胎的，因为高龄、再次怀孕等情况，二孩遇到早产等意外情况的风险会更高。
根据北京市卫计委提供的数据，2016年北京市高危孕产妇比例突破60%，为2015年的1.13倍。
即便生育二孩面临的风险和花费都很大，但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北京还是有不少人选择生育二孩。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老年与妇幼健康服务处处长郗淑艳告诉我们，根据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年1月到12月，北京市的分娩量达到了28万，比2015年提高了百分之62.51%，其中有37%是二孩，最大的二孩妈妈是54岁。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丁新，告诉我们过去的一年多，她在工作日，每天都要工作十一、二个小时，生育数量的增加带来了医疗资源的紧缺。为此，北京市卫计委也采取了应急的和中长期的不同的保障措施来应对生育高峰。
上海
2016年央视财经“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在最不想要二孩儿的省份排名中，上海高居第四。那么在全面放开二孩儿后，上海二孩目前究竟是什么状况呢？那些生育了二孩的家庭和他们预想的一样吗？
家住上海浦东的黄益斌和妻子都来自江苏，夫妻俩大学毕业后就在上海打拼，如今黄益斌是一家公司的营销副总，家庭年收入50万元左右。儿子10岁，女儿两个月。说到两个孩子，夫妻俩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甜蜜。
黄益斌和妻子都已年过40岁，他们告诉记者，在这个年龄段要二孩，一方面是因为儿子很想要个妹妹，更重要的是家里经济能力能够承担得起。
夫妻俩前年就又买了一套靠近上海市中心的学区房，解除了两个孩子的长远之忧。
黄益斌说，他公司事务太忙，回家亲近女儿的机会很少。大儿子已经10岁，基本能够自理。双方的父母身体好，都争抢着照料妻子和小女儿，这样一来，照顾第二个孩子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
黄益斌妻子：难点就是怎么兼顾工作和家庭的问题，现在是产假，以后怎么办是个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说，不去上班了或者什么。
黄益斌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宝去年的花费，他发现，教育支出占了大头，有五六万元，光学费就有三四万，这是因为黄益斌选择了一些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育。其它方面，旅游费用两万多，生活费两、三万元。合计大宝一年的花费在十三万左右。
黄益斌：如果二宝上幼儿园了，完全是双倍，乘以二，一年算一下，大概25万左右。
25万对于黄益斌一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他们却显得很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