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
“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他着眼的是学科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
神奇的笔记本
2016年夏天，我要去西藏墨脱作社会人类学调查。路经拉萨时，巧遇一位学识渊博的老领导，校友丹增伦珠博士热心张罗，新朋旧友在八廓街弯曲巷子里的森苏大院藏餐馆聚会。
酒酣茶醉之时，西藏图书馆的努木馆长，拿出了一个黄布精细包裹的东西——就像西藏传统经书的包装一样。他小心翼翼地层层打开，显露出一个浅褐色的硬皮笔记本，封面是一只飞翔的鸽子。封页细密工整地写着《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心得，红笔加方框标注着“唯物辩证法札记，吴文藻1958年3月初立志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本，1960年9月7日再立志记”。这是解放初期的高级笔记本，前面是毛泽东、朱德的标准照片。笔记本右上角注明了页码，一直编号到49页，实际记录到32页，清秀工整的字体，全部抄录和记载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心得，还有一张1958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艾思奇的《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的剪报。
吴文藻，就在这么一个奇特的空间和时间里出现在我的面前。努木1993—199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学习，来自西藏农村的他家境贫寒，偶然在垃圾箱边发现的这个笔记本，本是想做读书笔记。当他看到吴文藻的大名后，立即精心地收藏保存了起来。他说：“我一直在找一个最合适的人，来收藏保存这个笔记本，今天我把他送给你!”因为我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毕业生，更因为我的老师费孝通是吴文藻先生的得意门生，于是这本吴文藻的学习笔记，在奇妙的巧合机缘中传递到我的手上。
冥冥之中，我感觉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我拉回到学科发展史里。1979年9月，我从四川省汶川县的大山里，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学习。作为一个17岁的少年，一切都新奇而懵懂，只知道历史系有辉煌的历史，一直名人荟萃。我们的任课老师多是他们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听说过吴文藻，也依稀见过他与夫人冰心每天傍晚的散步，但离我有着跨时代的遥远。看着这本古旧的笔记本，感觉学术的血脉传了过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日益厚重。
学术救国的践行者
1901年4月12日，吴文藻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父亲与人合开米店。吴文藻5岁发蒙，小学中学表现突出，得到老师厚爱指导，1917年他16岁时直接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为官办留美预备学校，不仅免费读书，而且照搬美国教材教学，使吴文藻打下厚实的现代学科基础。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吴文藻参加了清华的游行，更受到进步人士和书刊的影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读书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以学术改造来振兴中国。
1923年吴文藻如期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学习。吴文藻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美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博览群书，广泛选课。他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工业化及经济制度发展格外留心，甚至选修过《社会主义运动史》课，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及列宁的一些著作。1925年夏吴文藻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学习，更加广泛地涉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
“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是吴文藻留学的信念。他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力求将学术研究与祖国需要相联系。仅仅在哥大学习一年以后，1926年吴文藻就以《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的毕业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同年，他还发表了《民族与国家》，这是吴文藻第一篇重磅学术论文，“民族者，里也，国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实赖国家组织以保存而发扬之”。他试图将东西方的学术概念糅和在一起来认识和解读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这反映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和学术视野。
两年后的1928年冬，吴文藻撰写了《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的毕业论文，次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荣获哥大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吴文藻决心选择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于1929年2月回到了祖国。
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同时聘请吴文藻当教员。吴文藻因为深爱的冰心，选择了燕京大学，答应同时为清华兼课。
推动社会学中国化
社会学是在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舶来品，最早在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展开。教师、教材、教法甚至最早的中国社会调查，几乎都是外来的。1922年步济时聘请6名美国人创办燕大社会学系，1926年许仕廉接任系主任，倡导讲授中国的社会学。吴文藻加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担任起“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等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藻首先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加入中国的材料和研究内容，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在国外留学的深厚积累基础上，不断追踪国际学术最新发展，首先系统介绍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和典型学派。从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到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社会学中国化》，都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吴文藻付出巨大心血所撰写的这些文章，为社会学中国化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他从《文化人类学》概念入手，依次撰文介绍《现代法国社会学》《吉丁斯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文化表格说明》《印度的社会与文化》等。在充分吸收国际学术成果基础上寻找社会学中国化的切实途径。
然后是引进来，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到燕京大学讲课。1932年69岁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走上了燕大课堂，一头白发的他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一下子让中国学生脑洞大开。费孝通1998年88岁高龄时决心在学术上重新补课，用的就是吴文藻遗赠的帕克的两本书作教材，花了两年时间写下长篇《补课札记——重温帕克社会学》，深情回忆帕克来华故事及其深远影响。吴文藻专门为燕大师生编辑的《帕克社会学论文集》作导言，系统介绍了帕克的学术成就及芝加哥学派，特别有感于帕克“成功不居，提拔青年，鼓励后进”。
1935年吴文藻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更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他专门增设“社区调查”“社区组织及问题”两门课，先后撰写了《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1935年邀请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里夫—布朗来华讲授“比较社会学”和“社会研究”，吴文藻撰文介绍《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燕大社会学系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结构功能学派的中国研究中心。
再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吴文藻认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他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情最为吻合，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就是要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虽暂时未受影响，但吴文藻一家无法在北平继续亡国奴的生活。吴文藻受聘云南大学并建立起社会学系，担任系主任，同年又受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吴文藻离开后由费孝通主持工作，在社会学史上留下了著名的“魁阁精神”。
1940年吴文藻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参加了对西北边疆的实地考察。早在1933年他曾经到内蒙古调查，撰写了《蒙古包》一文。各民族团结抗战，让他更深刻认识到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关系。他提出“边政学”这一概念，并撰写长文《边政学发凡》，指出：“所谓的边疆现代化，就是对于边疆文化，因势利导，使之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造就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
开风气育人才
吴文藻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更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教育家。吴文藻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只靠少数人的努力不行，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吴文藻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他为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事业培育了第一批人才。吴先生门下的“四大弟子”，即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他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成都培养的一大批学者，都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的成就。
《开风气，育人才》一文，是费孝通19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成立10周年时的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同时是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汇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后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这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忆反思。”费孝通深情地回忆了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习生涯，是吴文藻将一批优秀青年带入社会学的学科领域，让他们树立起“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的社会责任。
费孝通1930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个震撼就是留洋归来的吴文藻，用汉语给他们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吴文藻深知社会学中国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人才。他很看重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想为中国培养“通才”式学者。1938年他聘请牛津大学的林迈可和戴德华来系协助，打破院系界限，从各系优秀学生中选择了8人受4位导师分别培养。导师制虽因抗战烽火未能继续，但亲密的师生关系，成为吴门的传统。
1946年，吴文藻赴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满怀爱国热忱，1951年历经艰难返回祖国。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12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此后的吴文藻基本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与费孝通等人共同校订了少数民族史志的三套丛书，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撰写词目等，还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1971年吴文藻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以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
改革开放以后，吴文藻竭力推动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1979年3月在重建社会学座谈会上，他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发表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热情洋溢地担任起中国社会学会、民族学会的顾问。海外朋友寄来了西方最新出版的17本社会学代表性著作，他据此与学生王庆仁联名发表《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又单独撰写发表《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迁》《新进化论试析》等论文，积极推介国际最新学术成果和动向。他不顾年高体弱，连续招收了二届民族学研究生，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亲自上课指导，经常将学生招呼到家里讨论，要求学生从外文原著学起。他带病修改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坚持做完4名研究生的毕业答辩，才于1985年7月3日住进北京医院，以后长期处于昏迷状态。1985年9月24日早上6时20分，吴文藻静静地去世了!他留下的遗嘱是：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骨灰投海，存款3万元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作为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
“首先我想说的是吴文藻老师的为人，他在为中国社会学引进的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不，这不是吴老师的为人。他着眼的是学科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在65年前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吴老师不急之于个人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功夫，其用心是深奥的。”费孝通以“开风气，育人才”来评价他敬重的吴文藻老师，既是发自肺腑的感情表达，也在为我们这些后学，树立起做人做学问的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