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总是穿着红色的无领囚衣出现，有时是真人，有时是在拘留所的视频转播。他的头发、胡须都比此前要长。
在北温哥华省法院窄小的法庭里，黑袍白领的法官问他，你是张天一吗？他回答是。然后开始全程沉默，听着中文传译为他翻译法官和律师的发言。庭审结束时，再说一句OK。每每如此。他的家人也从未在庭上出现过。
孙家的代理律师郭靖说，张天一行使了他的沉默权，在几十次提审中，他几乎没说过话。他拒绝陈述一切事情，包括当时别墅内的情况、同案犯的情况等，只通过律师释放了少量信息。而西方法律尊重嫌疑人的权利，他不说，就无法强迫他。
没有口供，加拿大警察只能通过通话录音等少量的信息，进行漫长而困难的取证。他们无法知道封闭的地下室里发生了什么，或者张天一释放的信息是否真实，以及其他同案犯到底是谁，现在在哪儿。“这个案子本身为什么说孙家的人极度地失望，因为警方他的能力是有限的。”郭靖解释。
“明明是他接近孙鹏，找他去别墅，打电话敲诈，搬运尸体，这都不能判他一级谋杀吗？”从“一级谋杀”到“误杀”，在另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里，孙家人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反转。
但根据加拿大法律，“一级谋杀”必须是精心策划的预谋杀人。只有确定张天一在策划绑架时就想置孙鹏于死地，才能判断他是“一级谋杀”。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点，那就只能是“误杀”。根据他们的无罪推论精神，一切疑点的利益都属于被告。
因此加拿大警方在结案陈词中写道，他们最终认定，张天一并没有动手杀孙鹏，也不希望他被杀，但张天一确实把孙鹏送到了最终动手的那个杀手手里，并且谋杀发生时，他在场。在孙鹏死亡之后，张天一和其他人一起移动了孙鹏的尸体，试图使自己与罪行绝缘。
飞赴温哥华的孙鹏父母对此毫无办法，富人的体面、国内的经验在这里都失效了。他们只能一次次面见加拿大警方、检察官，整天急躁地讨论，或者窝在一个地方呜呜咽咽地哭。
他们从来没见过张天一，这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切都是陌生的。事发后，他们早把那辆白色宾利卖了，当初买给孙鹏的别墅，他们也计划马上卖了。
这个案件中，参与策划、绑架、运尸等过程的，还有7名加拿大籍男子。
另一疑犯Hiscoe目前也与检方达成了一致，承认绑架罪。在联合协议里，警方和他的律师都接受七年的有期徒刑。同案犯20岁的Dyllan Green及18岁的Jacob Gorelik，因为声称自己对搬运东西为何物并不知情，已经被检方撤销控罪。
直到宣判当天，还有至少四个涉案人员，无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和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