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前后，丁瑜在广州大沙地附近拍摄的发廊“小姐”。受访者供图。
剥洋葱：第一次走进夜总会是什么感觉？
丁瑜：深圳的记者朋友带我去的。楼梯上灯光红红的、暗暗的，一排穿着吊带裙的姑娘站在楼梯上迎客。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舞池，我看到有男人搂着女人跳舞，把手搭在女人屁股上。那是第一次去夜总会。因为有人带着，我一点也不紧张、害怕。反而觉得比较新奇。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在我们印象里，夜总会是离毒品、艾滋病比较近的地方，你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情况？
丁瑜：有。跟着“大姐大”，比较容易看到深层的东西。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夜场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药，非要我试毒品。这时候“大姐大”站了出来，说我是她的人，不要为难我。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诉他们的，大家都觉得我的学生身份是无害的，也不会刁难我。导师说我很幸运，都没有碰到什么问题。真有问题，也会有人罩着。
剥洋葱：为了贴近生活，还和两个“小姐”住过半年时间？
丁瑜：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大部分时候，我和她们见面都是在工作场合，或者约出来吃饭。在家里，才可以看到她们生活中的样子。
比如广州的那个女孩，是和别人合租。我当时二十五六岁，她们都是二十出头，她们谈论的都是我们那个年纪都会谈论的问题。她们也会看电视，打扫卫生、买菜做饭、逛街买东西、去健身房，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她们所谓特殊的生活，也都是我们的想象而已。唯一的区别是作息。她们一般是晚上吃完饭，换衣服、打扮、出去上班。
相比“性工作者”她们更愿被称“小姐”
剥洋葱：为什么你的研究结论说，相比“性工作者”，她们更愿意被称作“小姐”？
丁瑜：“性工作者”是很学术的名词，不是特别口语化。“性工作者”虽已广泛被研究者和行动者接受并赋予了进步意义，但女性从业者本身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
她们觉得这是比较奇怪的称呼，这个称谓只突出了“性”，抹煞和隐藏了她们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的内容，性这件事，人们是不能光明正大和肆无忌惮讨论的，她们觉得，更加被污名化了。
而且，部分从业者并不认同“小姐”是一种工作，它不能保证稳定收入、没有带来尊严感、不需要责任心、没有带来目标与方向感。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那她们怎么看待自己“小姐”的身份？
丁瑜：一方面她们会强调自己和女工不同，女工更苦、更累、更惨，她们做“小姐”，能赚更多钱、更轻松，比女工好。她们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但又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挺矛盾的心理。她们对“小姐”这个身份，既觉得没什么，又觉得有什么。
剥洋葱：她们多数是自主选择还是被逼无奈？
丁瑜：我遇到的人，不存在被拐卖或被逼迫，都是自主选择。在农村妇女受教育的情况依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不做这个，好像也没有其他特别好的选择。
剥洋葱：她们更看重物质利益？
丁瑜：我在文章里曾写过，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