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只举媒体公开报道的例子：2015年11月，广州市一皮革厂因污染被查封，企业老板竟然撕下封条，偷偷开工，并狡辩“是工人不懂法，自行撕开了封条”；无独有偶，2016年2月，江苏省高邮市一化工厂因废水pH值超标，被当地环保部门处以603元罚款，区区603元，不及其违法所得的零头......一旦遭遇“执法不严”，无论多少“史上最严”的条文，都难免被传染上软骨病。而从这次来势汹汹的雾霾看，类似例子，决非个案。
执法不严背后，当然自有“苦衷”。比如，污染企业事关数百万人的就业，事关当地GDP，“一旦彻底关停，伤筋动骨的代价谁能承担得起？”这种逻辑，在不少主政者身上，并不鲜见。于是，有污染被视作“发展的代价”、富贵病。“先污染再治理”甚至“污染后不治理”，成为了一些地方领导怠于承担法律责任的盾牌。
但主政者须知：环境与发展，绝不是单选题。
始终相信那句话：“发展的问题，终要靠发展来解决。”人民需要你做的，不是“用污染换民生”，而是引导产业升级，让GDP变得绿色而充满科技含量。既然今天，中国是站在西方发达国家治理雾霾的肩膀上解决问题，那么在历史教训面前，就更不应重蹈覆辙，而该集聚一切智慧，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健康“谋福祉”。
法治，还意味着更好的监督。
要彻底治理雾霾，法律不能将环境的未来，全部押在执法者的决心身上。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引入了公益诉讼制度。今年7月，“全国首起雾霾案”在山东德州宣判：环保组织将当地一家排污企业告上法庭，被告由于超标向大气排放烟粉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被法院判决赔偿损失2198万余元。
法律通过诉讼亮剑，能让监督长出“牙齿”。这是雾霾重重之中，法治，带给大众的一束光。
法治，也意味着保障你参与和表达的权利。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40年前，日本的雾霾问题同样严峻。二战之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副产品就是严重的大气污染，东京“白昼难见太阳”，城市能见度只有30-50米。而这场“雾霾狙击战”的直接推进者，就是民众和政府双方。民众纷纷在政府及环保组织支持下，针对污染企业发起了一系列公益诉讼，成效显著。“谁污染，谁治理“应该成为社会共识，也应该成为舆论监督的依据，日本雾霾问题由浅入深得到关注、重视与解决，于此密不可分。如今，日本已经是亚洲空气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