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崇辉称，当时自己手里没有这么多钱，他又找了个朋友。“我出10万元，朋友出10万元，我帮朋友代持公司股份。”黄崇辉出示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给重庆晚报记者看。上面显示，刘琴将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作价20万元转让给黄崇辉。
“山里娃奋斗20多年，终于成老板了”
据了解，黄崇辉与刘琴的个人版股权转让协议，在8月4日签署。当天黄崇辉就支付了6万元。8月9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份公司版股权转让协议。8月10日，黄崇辉给刘琴支付了剩余的14万元股权转让款。随后，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法定代表人更换登记手续。
“后来我才知道，办理工商登记的同一天，刘琴将她和女儿剩余的百分之八十股份，转让给了她的姐姐。”黄崇辉说。
就这样，黄崇辉成为公司老板，“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股份，但说好由我来管理。”黄崇辉说，他确实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整个签字过程，没有任何深思熟虑，更没有严格审核合同，也没有实际考察公司真实情况。
签协议的当晚，黄崇辉破例给老母亲打了电话，让母亲在家弄点好吃的。他要庆祝一下，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山里娃奋斗20多年，终于成老板了！”黄崇辉说，他老家是湖南省永州市一个偏远山村。“小时候家里穷，学习成绩也不好，早早就进入社会打拼。”黄崇辉说，自己17岁就开始到工地上帮工，修水渠、盖楼房，什么活他都干。2000年来到重庆并接触机械加工。
熟悉他的璧山当地一位机械制造厂老板告诉重庆晚报记者，记忆中，黄崇辉从学徒干起，因为踏实肯干又爱钻研，厂里老技术员都愿意教他，他也一步步成长为厂里骨干。投资这家公司前，黄崇辉在另外一家工厂做总经理，月收入1万多元。
“我成了替罪羊和冤大头”
8月17日，也就是到工商部门办完法定代表人更换登记手续后的第二天，黄崇辉开着他的那辆力帆车，西装革履去上班。“当然也带了工作服，第一天我还是想从一线生产抓起。”黄崇辉说。
刚到厂门口，就有一家配件厂来追欠款。“我要求刘琴提供公司账务，她说正在盘点。我让通知工人上班，她说现在还不行。我要工人名单，她也不给。我要进工厂看看，她又不开门。”黄崇辉说，刘总至今没有将公司财务、公章等一切关于公司的东西移交给他。
8月18日，工厂依然没开门，又有几家供货商来追债，还有工人向劳动部门举报工厂拖欠工资。
“至此我才知道情况不妙，她是在玩脱身，我成了替罪羊和冤大头。”8月19日，黄崇辉要求刘琴原价赎回股权。对方以正在商谈出售工厂为由，让他等等。
“投了20万元，一下子成了老赖”
“我是法定代表人，还是股东之一，现在刘琴连股东都不是了。”拿着厚厚一叠法院传票，黄崇辉不知道自己替罪羊角色何时是尽头。
“从8月17日晚开始，真的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看着眼前曾经让自己梦想连篇的工厂，黄崇辉自言自语：“工人停工，会计跑了，财务走了……甚至工厂都被法院查封了。”
“我是法定代表人，又有股份，法院判了如果我不执行，还会成老赖，但我到哪里去找那么多钱？我投了20万元，一个子都没生下来，一下子成了老赖？”黄崇辉说，如果按他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估算，目前对应的他已知的公司债务有100多万元（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及其债务承担责任）。
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