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焱这位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父亲变得有点疯狂。打神经营养针、针灸等一切可能对朵朵康复有效果的方法他都用上了，“每种方法都用尽，直到朵朵身体可承受的极限”。这些努力最终都如石沉大海。
离开北京前，医生建议吴焱让朵朵坐轮椅，吴焱对此十分排斥。在他看来，朵朵一旦坐上了轮椅，就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
朵朵在长大，吴焱在变老。吴焱在年龄面前不得不低头妥协，他需要一把轮椅代替自己的背，带朵朵走完她的人生路。
随着对朵朵病情的了解加深，康复治疗尝试的失败，对于朵朵询问自己的康复日期，吴焱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没有底气：一年后、两年后、会好起来的……
“我不能再给她希望，这会让未来的她无法面对。”朵朵总有一天要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走路，吴焱担心当希望的泡沫在现实前破灭，朵朵能不能承受得住。
因此，吴焱开始给朵朵灌输“其实不能走路也没什么”的观念，他是在为朵朵那看不见的未来铺路。只要能坚强活下去，就比什么都好。
吴焱考虑把朵朵重新送进学校，让她过上和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
吴焱到处去找幼儿园，一旦他告知园方朵朵的情况，园方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在园方看来，让一个身患重症且残疾的孩子入学，意味着把巨大的麻烦和责任揽在身上。
吴焱屡屡碰壁。
他既愤懑又不解，为什么朵朵已经如此不幸了，社会还要抛弃她。
2013年3月，吴焱找到了一家新开的幼儿园，在事前隐瞒事后解释的情况终于让朵朵顺利入学。同年9月，朵朵升学读一年级。
随着年岁的增长，朵朵逐渐懂事，并开始察觉身边异样的目光。
“爸爸，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看着我？”“爸爸，我是不是正常的？”每次放学回来，朵朵都会问一些让吴焱感到心酸的问题。
有次，朵朵径直问吴焱：“爸爸，为什么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喊我残疾人？”未等吴焱回答，朵朵又自言自语：“我不是残疾人，只有不会好的人才叫残疾人，我会好起来的。”
可是早在2012年6月，吴焱已经从区残联为朵朵领回了一本残疾证，伤残等级鉴定为最高级一级。吴焱至今没有勇气把这本残疾证交给朵朵。
寻找真相的父亲，变成维权斗士
尽管没能让朵朵康复，但吴焱进京求医并非没有收获。他得知了朵朵的病发可能和此前在幼儿园接种A C流脑疫苗有关。
2012年3月，在朵朵发病的5个月后，吴焱拿到了红花岗区疾控中心提供的鉴定结论。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专家组称，朵朵“因感染病毒，脊髓受病毒感染致病，与接种A C流脑疫苗关联性极小”。治疗结束后的同年夏天，贵州遵义市疾控中心回应了朵朵家的第二次申请，结果与之前几乎没有差别。
“关联性极小”是医学术语，实质几乎等同于没有关联性。在吴焱看来，疫苗的来源单位和异常反应的鉴定单位都是疾控中心，“既是球员又是裁判”，给出的结果难以让人信服。
吴焱带着朵朵到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为：朵朵患病“与疫苗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排除”。
“因果关系不能排除”也是医学术语，吴焱从鉴定人员的解释中得到更为肯定的回答。他至今仍然十分笃定，这“因果关系不能排除”的意思就是肯定有关系。拿到这份鉴定意见书的吴焱，终于有了为朵朵维权的有力筹码。
长期研究疫苗和免疫规划政策的北京某高校博士生陈飞（化名）表示，疫苗对人体产生副作用存在多种可能：疫苗质量不过关及接种过程中医院方面存在疏漏；接种前孩子处于患病的两周潜伏期内，症状还未显现。而在两点均没问题的情况下，具体到每一只疫苗的混匀等生产技术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加之孩子体质、天气等外在环境综合作用，也可能会发生不良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