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底，那个冬天冷得出奇，深圳最低气温多次跌至10℃以下，并伴随着潮湿天气。一天，桂花对新菊说，身上没有什么钱了，要去海南找孩子的爸爸要点钱。这是桂花和新菊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4年1月6日，古新菊到辖区内的龙城派出所三联警务室报案登记，警方也试着查找了小孩的亲生母亲，但最终无果。不是拐卖，不是丢弃，不时地还有单向联系，仅凭这样的情况，根本达不到警方的立案标准，况且从那以后，古新菊就没再来报案了。
有人建议古新菊，把孩子直接抱去市福利中心门口，别说其他情况，“后续就好办了”。但古新菊听了半天，愣是没想明白，“孩子怎么能说扔就扔呢？”
2013年至今，桂花曾主动联系过古新菊，但她的电话号码总是不停地换着。“妈妈快点带钱回来，我想你，我想回去。”每次接到妈妈的电话，子莫带着哭腔的声音，总会刺痛古新菊的心。尽管“大姑”对她很好，尽管4个哥哥姐姐也疼她，但在子莫幼小的心灵里，却始终有一个“妈妈不要她了”的阴影。3年来，古新菊不断尝试联系桂花，但每次电话都在接通后，又被快速挂断。
今年7月份，桂花打来最后一通电话，号码显示为云南丽江。桂花说，她在中缅边界做着生意，并告诉子莫：“妈妈坐火车要两天呢，两天后就回来找你。”，但这“两天”，又让古新菊白等了一个多月。
听说妈妈即将回来的消息，子莫一度又满心欢喜。但对于妈妈数不清的又一次失约，子莫的心里有多少失落，古新菊就有多少无奈。
有学问的表哥：
义务跑腿奔波
“我觉得她妈妈肯定是有什么事，有事在身的人，说话就是不停地变。”说这话的，是新菊的表哥申旭东。他跟表妹古新菊，此前已经有好十几年没见过面了，如果不是因为早年在河源做过老师，是古新菊眼里有学问的人，他和表妹的重聚还不会这么快。
古新菊找到表哥申旭东，希望他能帮自己讨回公道。最初，古新菊希望，桂花能把所欠的工钱都还上，慢慢地，钱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子莫3岁了，古新菊开始着急孩子上学的事，表哥为了帮她，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职能部门：龙华新区信访办、民政部门、龙城派出所……最终无果。龙城派出所答应有消息就通知他们，街道办让他等电话，民政局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求助法律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她妈妈不回来，就算官司赢了也没用。”
孩子渐渐长大，眼瞅着邻家的孩子都要高高兴兴上学去了，子莫只能抱着准备去饭堂上班的古菊，一口一个“大姑”地喊着。
求助媒体似乎是古新菊最后的希望。她眼巴巴看着记者：“能帮孩子上学么？” 如今在她眼里，什么问题都比不上子莫上学的问题重要。
说完这句话，古新菊又得开始忙活了。食堂里，她洗菜切菜，子莫在一旁蹦蹦跳跳。古新菊把等着上锅的材料切好备好，擦了擦湿漉漉的手，坐下来喘了口气，额头上还带着汗珠。子莫则拉着“大姑”的手嘻嘻地笑，朝古新菊的脸颊重重地亲了一口。她或许还不知道，上学的路，还有多少困难在等着他们。
孩子收养：
“万一哪天他妈回来找了呢？”
在表哥申旭东的眼中，古新菊虽然“包容、有爱心、善良”，但有点傻：“揽着个别人家的孩子，还天天操心她啥时候能读上书……”
为了帮表妹，申旭东甚至还开始研读起政策性文件——“在深圳读书需要什么证件”、“1 5文件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