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挑错教师”彭帮怀的十年诉讼路
张玉甫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潘志贤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06月13日06版）
六一国际儿童节这天，郑州一名作文辅导班的教师彭帮怀再次为小学生语文课本走上法庭。在此之前，他已经因教材打了10年官司，提起诉讼近20次，出庭10次，但从未胜诉。彭帮怀也因此被称为“纠错教师”。
这一次，他以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存在368处“瑕疵”和一项产品缺陷为名，将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和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中原图书大厦告上法庭。
15时，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产品质量纠纷案。经过近4个小时的庭审，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经过这么多年的“战斗”，彭帮怀说他已经有了免疫力。“这次，不管是败诉还是胜诉，我都不会太在意，重要的是我将教材的这些问题提了出来，我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彭帮怀用塑料绳将12册教材捆好，拎出了法院。
写信反映情况“石沉大海”
彭帮怀1988年师范毕业，当了10年的小学语文教师。后来，他离开学校，在郑州办了作文辅导班。
2015年，彭帮怀在翻查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2015年修订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至六年级上下册，共12本教材时，发现了368处“瑕疵”和一项产品缺陷。
彭帮怀说，“瑕疵”主要是指错别字和表达不充分的话等，而产品缺陷主要是作文教学没有完全按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编写，可能会造成使用者按教科书学习作文却学不会作文的情况出现。
彭帮怀将他找出的368处“瑕疵”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这些“瑕疵”的依据是《新课标》。
彭帮怀向记者举例，在苏教版的小学六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古诗《石灰吟》第一句为“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而人教版及《新课标》中均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还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这篇课文中，苏教版有一句“一个叫盘古的大神，一睡睡了十万八千年”，而在人教版的教材里写的是“一万八千年”，两者不一致。
“再比如在六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第7页，有这样一道问答题，‘仿照这首诗第二至第六节写一到两节’。”彭帮怀指着教材说，“这句话读了之后让人不知所云，属于病句。”
除了这些，在这套教材二年级上册的《一株紫丁香》一文，作者是于旭，而人教版作者却为滕毓旭。为此，彭帮怀专门与作者联系核实过。“作者回复我说，由于苏教版在同一册教材中使用他两首儿童诗，编辑建议他将其中一首另署笔名”。
彭帮怀认为的“瑕疵”还有很多，虽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他坚持认为，不应该将争议引入到中小学课本中，“在基础教育阶段，教材应该尽量统一，便于将来全国统考”。
彭帮怀说，这些年，他把在教材中发现的问题都整理了出来，也曾给出版社写信反映，但都石沉大海，他最终只好选择诉诸法律。
期待已久的开庭审理
2015年8月，彭帮怀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交诉状，法院宣布立案。
2015年9月底，彭帮怀又致函教育部，依法申请教育部公开审定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2015年修订本）的相关信息。
当年10月，彭帮怀收到回复：“目前教育部正组织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教材进行修订审查，教材正在审查中，各版本教材尚未审定，因此尚无教材修订本审定的有关文件。”
彭帮怀不服，又申请行政复议。
今年1月6日，教育部行政复议办公室答复称，“经与基础教育二司沟通，相关教材在2001年~2004年经教育部审定通过使用，为使教材更加完善，编写组对个别内容进行了微调，并在书脊处加印了‘2015修订本’字样，但未向教育部报备。”
获得“未接到微调报备”的回复后，彭帮怀大吃一惊，“也就是说，这个教材使用了15年，一直在改，但这些改动都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审定”。
彭帮怀拿出新老版本的教材对比后发现，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2015年修订本与该版本初审通过（2001~2004年）的教材相比有不少删改之处，据其不完全统计，仅增删的课文就有19篇。
《中小学教材编写与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编写教材事先须经有关教材管理部门核准；完成编写的教材须经教材审定机构审定后才能在中小学使用”。彭帮怀据此认为，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2015年修订本）是未经教育部审定的非法出版物。
1月6日，郑州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彭帮怀状告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有缺陷一案。收到教育部的答复后，彭帮怀在法庭上增加了新的诉讼请求：“对所购教材退一赔三，责令召回本案所涉及的非法出版物，并要求判决被告公开道歉。”但是，出版社方面提出了异议，法庭宣布延期审理。
6月1日，该案再次开庭，彭帮怀又增加了一条诉讼请求：就本案所涉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函。建议有关行政部门就本案所涉问题依法处理，完善教材的管理评价机制，比如第三方评估等。
“无证据证明教材有问题”
法庭上，作为被告之一的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代理律师答辩称，该套语文教科书系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工作办公室审定的教材，是合法出版物。彭帮怀称教科书存在产品缺陷是个人意见，未经有关部门认定。并且，彭帮怀现有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教科书内容违法或质量不符合行业标准，因此，教科书并无产品缺陷。
对于彭帮怀所诉教科书没有按《新课标》编写，出版社认为，彭帮怀对教材编写工作进程的认识不足。代理律师表示，教育部虽然在2011年出台了《新课标》，但是对语文教材的编写和送审工作从2013年开始，直至2016年才通知，自今年秋季起，使用按《新课标》编写的教材，之前一直沿用老课标的教材，这是遵照教育部要求的。此外，在教科书上封面及编写说明里，都注明编写依据为2001年课标。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对其起诉的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出版社代理律师认为，产品是否有质量问题，不应当由彭帮怀个人认定，应当由权威部门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但是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彭帮怀并无该方面的证据。
对于彭帮怀一直诉称“案涉出版物为非法出版物”的说法，出版社代理律师也不认同，“非法出版物是未经新闻出版部门或有关部门批准发行的，而案涉的图书是经过合法的批准手续，履行了正常的报批义务，有合法书号。”
另一被告方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中原图书大厦代理律师认为，由于彭帮怀此前已经多次就教材问题向法院起诉，法院均判其败诉，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驳回彭帮怀的起诉。
曾就教材封面“植入广告”打官司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彭帮怀首次与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打交道”，早在2006年，他就为苏教版语文教材挑出60多处标点符号错误。
2013年4月，彭帮怀曾就苏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封面涉嫌植入广告，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引起舆论关注。
在该册课本封面上，两名小学生向医护人员献花，背景是一栋标示为“博爱医院”并带有红十字标志的办公楼，封面上端注明“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初审通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彭帮怀认为，将特定医院名字打在教材封面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植入广告。他认为这样会给使用者及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要求被告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退还原告购书款12.49元。法院最终并没有受理彭帮怀的诉讼请求。
2013年4月，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本教材最早在2001年就已经启动编写工作，2003年正式投入使用，全国有12个省份选用了这套教材，之所以取名“博爱”医院，是为了弘扬一种大爱精神，传递非典期间众志成城抗击病魔的正能量，该封面与内文中《永远的白衣战士》等课文是相互结合的。
至于“博爱”二字，该负责人称，“当时‘博爱医院’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名，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借用或者是植入该医院的名号，去年媒体最早曝出该问题后出版社方面已对封面进行了调整，将删除‘博爱’二字。”
但彭帮怀提供的苏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2015年修订本）显示，“博爱医院”依旧出现在该册课本的封面上，彭帮怀将其列入了368处“瑕疵”的明细中。
“挑错”走过十个年头
今年，是彭帮怀为小学语文教材纠错的第10个年头。
提起为教材“纠错”的起因，彭帮怀说，“2006年的一天，一个学生家长来接孩子时忽然问我，四年级教材上标点符号的使用跟三年级不一样了，到底该以哪个为准？”
彭帮怀听了之后不以为然，觉得是家长搞错了。在家长的一再坚持下，彭帮怀拿出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对比发现，确实在同一套教材里，三年级和四年级课本的写作示范中出现了标点符号占格不一致的情况。
“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这会让孩子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产生疑惑，尤其是在写作文的时候，他们会弄不清楚标点在规范的使用中应该如何占格。”彭帮怀说，从此以后，他开始反思质疑。
还有一次，因为教材的版本不同，有家长质疑老师教错了，找到彭帮怀要求退费。“这挑战了我作为一个老师的底线，小孩是耽误不起的”。
彭帮怀开始仔细翻阅这些教科书，发现除了标点符号，教材中还有错别字、语句不通，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矛盾冲突等。
接下来的两年多里，他一直向各相关部门投诉反映，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教育部都打过交道。
但是，彭帮怀一直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开始跟出版社打起了官司。
2010年，同样是纠错，他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法庭。最终，法院认为教材合格，驳回了彭帮怀的起诉。
“法院只对教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至于质量的监管不在他们的审理范围。”彭帮怀说，这10年来，他起诉出版社近20次，出庭11次，而这些官司也大多以败诉告终。
“没有机构来鉴定合格不合格。”彭帮怀认为，这是他败诉的最主要原因。
“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关于文字鉴定的法定权威机构。教材封面上提到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是个临时机构，不是常设机构。”彭帮怀说。
对于此次起诉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彭帮怀也坦言，“召回有‘瑕疵’的教材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推动教材管理体制发展，如第三方监管等，我的心愿也就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