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获悉,目前尚没有一例判赔企业应就董事高管性侵女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案例。
“发生了非常过分的事”
夜已深,没有店铺营业。张丽欣的同事刘畅在路边花坛上坐着。
他的对面是某高档小区出口,他在等张丽欣从里面出来。
路灯下,刘畅看着手机里的时间从2019年3月2日跳到3月3日。到了凌晨,张丽欣进小区找姚某就已经两个小时了,算起来,身上的录音设备电量也快要耗尽。刘畅给张丽欣打电话,无法接通,发微信也没有回复,他又想起张丽欣的叮嘱:“如果太久没联系你,就报警”。
“当时判断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刘畅向新京报记者回忆,犹豫中自己给老板姚某打去电话,想探听两人状况,“我想不管他想做什么,我这边打个电话都能中断他的行为。”
拨号两次后,姚某接了电话。刘畅借口汇报项目,两人通话一分多钟。“他那边有点着急,就说自己知道了,很快就把电话挂了。”
回忆起老板的语气,刘畅觉得还算冷静,但背景音里没有听到张丽欣的动静。
眼看就要凌晨一点了,刘畅扫了个共享单车,准备到派出所报警。出发前,他试着再次呼叫张丽欣,电话终于接通了,“师傅快到了是吧,我就在小区门口。”——张丽欣当时正走出小区,姚某在旁边送着,她把刘畅的来电“掩护”成了网约车。
张丽欣在姚某的注视下上了车。确保姚某走开后,她才再次联系刘畅,让司机绕回去接上他。
2021年5月7日,在法庭外等候的刘畅回忆,那晚他与张丽欣会合后,发现对方的表情很严肃。“愤慨”,他用这个词概括张丽欣当时的状态。
据刘畅回忆,张丽欣当时称“发生了非常过分的事”,他提议报警,张丽欣却称“还没有想好”,并向他解释,自己的毕业证还押在公司,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