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说失踪那天中午，问父亲要了30块钱，说要给自己买的自行车配一把锁。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安装自行车锁的师傅，我问了师傅，对方说锁装好以后，孩子就走了。师傅指着的那个方向，就是我们家的方向。自行车在家里，锁也装好了，人却找不到了。那个年代家附近没有监控，就再也没找到其他目击证人。

报警后，我们开始贴寻人启事，上报纸、电视寻人。在这中间有人打电话要钱，我们答应给钱，但警方抓到他们，审讯后发现是骗钱的。因为没有线索，所以案件始终未侦破。

孩子失踪以后，我整个人生都被改写了。除了工作外，20年来，我没休过一次周末，只要有时间就出去寻子。过年过节在单位，尽可能地替同事值班，这样公休假就能积攒起来，有更多的时间能走远一点去找孩子。

孩子爸爸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现在我们寻找的方式不同，因为孩子的爸爸还没有退休，不方便出面。他一直在跟我们单位同事结合，想办法利用现在的高科技手段找到突破。我是寻求社会上的帮助，我们双管齐下，看有没有相关的信息线索。

我和孩子父亲的DNA，早就入失踪人口库了。这么多年，尸体比对也没有能和我俩对上的，所以我一直坚信孩子还活着，还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

疫情期间，张家口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认识我儿子，并住在上下铺，他们当时被药麻醉后，被带到东北。后来一块逃出来，跑到黑河，从黑河分手。他说得比较具体，当时感觉希望特别大。我就开车直奔张家口，找到他后，又找当地的派出所、村委会落实，了解到他没有离开过张家口。

他说可以给我另一个一起逃跑出来的伙伴电话，我打过去是个空号。他没有骗我钱，我回来后也联系不上他，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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