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的中文广告

2018年2月，李菁夫妇抵达阿拉木图市，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包括司机、翻译和生活助理在内的三名精因宝贝当地工作人员，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第二天，李菁夫妇来到了精因宝贝在当地的合作方IRM生殖医院，“是一栋4层楼，有点像国内妇幼保健院的风格。”李菁在这里做了血常规、尿常规、B超、肝功能等一系列检查后，在第三天开始打促排针。

促排针的形状有些像旋转式眉笔，每次在肚皮上完成注射后，李菁都感到肚胀，身体也会有些水肿。在连续12天的注射之后，李菁坐上妇科检查床开始取卵。

医生一次性取出16个卵泡，其中有15个质量达标。同一天，丈夫也完成了取精。15个卵泡进行配对，最后养成了8个胚胎，其中四五个状态良好。

在离开哈萨克斯坦之前，李菁夫妇和代妈见了面，那是个30岁出头的中年女人，有两个孩子，看上去善良忠厚。双方在公证处签了三方协议，合同是医院提供的，明确了代孕过程中各方的权责。李菁记得，合同中特别要求，代母需要在怀孕期间尽量保证胎儿的健康。

第一次移植并不成功，医生说代母子宫有问题。

精因宝贝又给李菁发来第二位代妈的照片和个人简介，“第二个长的很漂亮，穿着很优雅，29岁，在电信公司做客服。”每次这位代妈去医院做检查都会发来照片，3月20号左右，第二次植入两周后，代妈测出怀孕成功，“又过了两周，就听到胎心了。”李菁回忆。

随着一张张B超传回，宝宝一点点在代妈的肚子里长大，五个月的时候，代妈辞职在家养胎。又过了4个月，李菁夫妇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不止哈萨克斯坦，类似李菁夫妇这样“借腹生子”的中国客户，遍布中亚及东欧的多个国家。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生殖医院里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中国人和中国人抢，一些中介就在医院门口蹲着，看到中国人就上去搭话，抢客户，包括一些中国留学生，也做这种中介服务。”庄玉磊说，近年来媒体的报道“炒热”了乌克兰代孕，市场极度饱和，代母资源却增长缓慢，“很多客户等半年也匹配不上代母。”

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38岁的韩明毅来基辅尝试代孕。在地铁的广告墙上，他看到各式各样招聘代母、卵妹的广告，走在街上，四处可见的生殖医院立着巨幅广告牌，用中、英、俄三种语言介绍。几番考察，韩明毅最终选择了一家专做中国人“生意”的彼奥（Biotexcom）医院，“到了那里，中介就不需要服务了，医院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是当地人，但汉语都很好。”

范高也去了彼奥医院，他觉得没必要找中介，在当地找了个20多岁的中国留学生，“给了两万元人民币，他从机场接我，帮我租房，在医院也全程陪同翻译。”范高相信，这位留学生已经有过不少类似的地陪经历，“他很熟练，对医院很熟悉。”

哈萨克斯坦一名代母在丈夫的陪同下签署代孕协议

成倍的需求增长

如果可以选择，李菁也想亲身经历从怀胎到分娩的痛苦与幸福。

从年少时，李菁就没有过生理期，她起初以为自己只是晚熟，直到20岁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患有“始基子宫”。这是一种先天性妇科生理缺陷，患者子宫体极小，无法自然生育。

这让李菁的感情生活接连受挫，“一开始他们都说没关系，但后来就慢慢疏远我了，挺伤人的。”在遇到丈夫之前，李菁有过两段恋爱经历，都在坦白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不了了之。

这让李菁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残疾人”。25岁那年，李菁与丈夫结识，她本以为丈夫会和前面两任一样，直到后来她接到准婆婆打来的电话。

孩子接回国那天，李菁的家人办了一个欢迎仪式，叫来了一众亲朋好友。“婆婆特别高兴，抱着孩子嘴都合不拢，都不让我碰。”

根据2016年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我国平均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遭遇生育困境，不孕不育人群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1%~2%上升至今天的12.5%-15%，30年增长了10倍。研究生命法学的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长秋认为，中国有代孕需求的人群可能达到上百万人。

从2007年到现在，在庄玉磊的服务下已经有一千多个代孕宝宝在海外出生,近几年随着客户数量翻倍增长，庄玉磊也从最开始的单打独斗慢慢发展成六七十人的团队。“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能接受代孕价格的人也多了。放在以前，女的不能生，这个家可能就散了。”

《法治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的代孕中介已达400多家，大多属于“地下交易”。这是因为代孕行业仍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其禁止的行为主体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2001年之后陆续出台的几项细则、原则，未对普通自然人实施的代孕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定。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提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中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此款规定正式将普通自然人的代孕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控范围之内，但是在2015年12月25日正式颁布的《关于修改的决定》中，该款被删除，且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据一名业内人士透露，国内的代孕业务一般是不会用公司的名义与客户签协议，而是老板以个人名义去担保，“就算用公司签协议也是无效的，因为这块法律的空缺，任何协议都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庄玉磊透露，最近广州就有几家代孕机构“被查”，其中包括一家名叫“彩虹宝贝”的机构。据媒体报道，该机构因向男同群体提供代孕服务，被指涉嫌违法，并已暂停相关业务。

精因宝贝的注册公司名叫普华优康（广州）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其官网介绍，创立初衷是以发挥全球优势医疗资源服务中国客户，让中国人可以享受到全世界最优质的医疗服务。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医药咨询服务（不涉及医疗诊断、治疗及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咨询服务等。

据媒体报道，2017年，一名在某企业任高管的女性因海外代孕失败，与深圳某代孕中介结构对簿公堂。最终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因违反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而无效。中介一方超过其经营范围，违法从事跨境代孕中介服务，对涉案合同的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同时，原告明知签订的合同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依旧自愿签订合同，亦存在过错。

哈萨克斯坦IRM生殖医院的医生给中国病患介绍手术事宜

三千对中国夫妻

“合法”，这是李菁选择去哈萨克斯坦做代孕的首要原因。

根据哈萨克斯坦《婚姻和家庭法》，代孕双方需签署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代孕母亲的报酬等内容。同时对代孕母亲的资质也提出了要求，其年龄必须在20至35岁之间，身体、精神和生殖健康均良好，并已孕有至少一个健康的孩子。

在全球范围，代孕已逐渐被很多国家和地区接受。在英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一些欧亚国家，以及美国的多个州，代孕都是合法行为。为了规避风险，国内众多代孕机构也将业务的重心移至海外。

由于有亲戚在美国，庄玉磊的海外代孕生意是从美国开始的，“费用大概一百多万人民币，孩子可以取得美国国籍。”但由于价位太高，美国入籍规定不断缩紧，庄玉磊没有接到太多客户。相较之下，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家的优势更加明显，他们距中国的航程较短，签证程序简单，因而成了很多中国人海外代孕的首选。

这其中，尤以乌克兰的代孕市场最为火热。据澳洲一家为准父母提供代孕建议的公益机构估计，在过去两年里，乌克兰的代孕市场增长了1000%。

在乌克兰，韩明毅选择的是当地起步较早的彼奥医院（Biotexcom）。据韩明毅介绍，这是乌克兰第一家推出包成功套餐概念的机构，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曾经以2.99到4.99万欧元不等的代孕包成功套餐，以及给中国中介的丰厚返利，吸引了大批中国客户。

韩明毅签下的是4.99万欧元包生男孩儿的代孕合同。据他介绍，中国中介能从中分得8000欧元。外媒数据显示，目前彼奥医院占据了乌克兰代孕70%的市场份额，并在最近几年里获利超过3000万欧元。

根据媒体7月24日报道，乌克兰彼奥医院负责人阿尔伯特·托奇洛夫斯基（Albert Tochilovsky）称，乌克兰没有统计代孕的数据，但来自境外的代孕客户数量，乌克兰可能领先于世界，仅他的机构就有500名婴儿即将降生。

来到彼奥医院，却被韩明毅认为是自己做出的最坏选择。

尝试代孕至今，韩明毅已经前后花了3年时间，移植了5次胚胎，换了数位代妈，直到现在还没抱到孩子，“第一次没怀上，第二次怀上就流产了，第三次怀了双胞胎，到三个月又流产了，第四次移植失败，现在是第五次了。”医院或者中介从不向韩明毅解释流产的具体原因，只告诉他是自然流产。

韩明毅说，彼奥医院也存在很多问题：代孕订单过多，代妈数量太少，管理不规范，技术不成熟。“我还不是最惨的，有一个50多岁的大哥，当时和我一起签的合同，为了二胎要儿子，也是4次失败，现在第5次还没开始。”

“彼奥有点像国内的莆田系医院，”韩明毅说，“走纯商业化量产路线，怎么赚钱怎么来，忽略了医疗本质。”彼奥从2015年初开展中国区业务，迄今已经为近三千对中国夫妻提供了代孕服务，可也有不少负面新闻出现，失败率很高。

因为韩明毅妻子卵巢有问题，所以代孕的同时必需代卵，在和彼奥签署协议的时候，他选择的5个卵妹都是本科以上学历、个子较高的乌克兰女孩。但最后一次移植的时候，韩明毅发现，匹配的并不是之前选择的五位之一，“个子1米59，外貌也不太满意。”

同在彼奥医院代孕，虽然最后顺利抱到了孩子，但范高也曾为代母的问题担心。他曾去代母住的地方看过一次，居住地是一栋破旧的公寓楼，他们到时正好赶上停电。“我们运气比较好，代母算比较老实的，很多乌克兰人很开放，有时候怀了孕还会去跳舞、喝酒、蹦迪，”范高有考虑继续代孕生二胎，但乌克兰已不再是他的首选。

在乌克兰市场极度饱和的情况下，一些更小众的合法代孕国开始进入市场，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是庄玉磊目前主推的两个国家。“哈萨克斯坦人长得更像亚洲人，黑发黑眼的很多，很多需要代卵的客户总是提出要亚裔的卵子。”

东欧国家的商业代孕多限于有生殖障碍的男女夫妻，在与生殖医院签署协议时必须出具有效结婚证。格鲁吉亚则是极少数几个不需要结婚证就可以代孕的国家之一，在一些特殊性取向的群体中，格鲁吉亚成为最佳选择。从2018年夏至今，与精因宝贝签署前往格鲁吉亚进行代孕的客户超过100人。

对代孕立法规范

8月末的一天，庄玉磊正在会议室见客户，员工悄悄说他已聊了好几个小时，根据以往的经验，老板聊得越久，成功概率越大。

这次的客户和李菁一样，患有“始基子宫”，庄玉磊向他们推荐了哈萨克斯坦的代孕项目。他出来时一脸笑容，“几乎每天都会有客户上门，很多都是从外地坐飞机专门过来咨询的。”

协议轮到庄玉磊来谈，一般已经进入到最后决定阶段。线上的咨询量更大，一名员工透露，每天通过精因宝贝网页客服、微信等各种渠道来了解代孕的客户都会有四五人，其中过半数会发展到面谈阶段。“我正身处一个快速上升的行业中。”这名刚毕业不久的员工说。

庄玉磊很忙，他的微信号里有三四千人，“所有客户都要一对一聊。”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非常谨慎，不愿意自己做代孕的事被人知晓，“有些客户专门用一个手机号、一个微信号来联络我们，等抱到孩子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只有很小一部分客户最终和庄玉磊成为了朋友，有时还会把孩子成长的照片发给他看。

从业13年，庄玉磊见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有失独的父母，有隐瞒女儿生理缺陷的岳母，有没空怀孕的企业女高管，更多的是普通而坚定相守的年轻夫妇，“能来我这里的，都是感情非常好的，做代孕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一名27岁乌克兰代母已经孕育韩明毅的儿子7个月了，他找途径加上了代母的联系方式，有时用翻译软件互相交流孩子的情况，他告诉代母，将来会带孩子回乌克兰看她，“至少这孩子有权知道，自己除了有一对中国黑发的父母，在异国还有另外一位母亲。”

在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长秋看来，当下代孕仍然面临着许多争议，这涉及让本没有必然生育义务的妇女承担义务，“除此之外还有伦理争议，孩子将来出生后，他的父母应该怎么去认定？”

刘长秋认为，虽然中国代孕市场需求旺盛，但代孕合法化仍将是非常艰难的一步，“这跟器官和血液捐献不一样，因为代母被交付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宝宝在代妈肚子孕育这么久，会产生感情，甚至亲情，这一点我们从伦理上和情感上都没法解决。”

在他的观察中，代孕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势在收紧。刘长秋介绍，像印度、尼泊尔、泰国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两年正在收紧代孕政策，有的完全禁止代孕，有的禁止商业性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则认为，应该通过立法来规范国内的代孕行为，“代孕黑市是确实存在的，一旦禁止就会形成黑市。”在黑市已经形成，需求却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情况下，王岳认为应该顺应需求，立法规范，“可以通过修订母婴保健法，去解决人工辅助生殖的一系列问题。”

(因受访人要求，文中李菁、韩明毅、范高为化名)

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周雪怡 

编辑/刘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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