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受伤之后，您爸爸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当时就提出了应该在医院设立安检。3月26号，北京市的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里面特别提到了医院要建立安检制度，并明确了医生回避原则，对此，您怎么看？

陶勇：我觉得安检可能是目前降低恶性伤医事件最可行的办法。至于后面要怎么去改善医患关系，确实需要长期的过程。

现在有少部分患者，会利用医院息事宁人的心态，把投诉和医患纠纷当成牟利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建立社会信用评价体系，让这种想从事破坏规则并谋取利益的少部分人，在未来就业或者在他们档案上有相关记录，在他们的信用评分中也能够得到体现，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再去破坏规则。

社会环境好了，就医环境也会好。比如医院里，如果嚷嚷的声高就能插队，剩下没有一个人会好好排队，为什么？谁嚷嚷声大谁得利益。那么如果有相关评价体系，那就意味着，他出了门，就有人知道他是谁。

当然这需要长期的过程。眼下亟待解决就是，减少恶性伤医事件发生，安检的确是目前解决问题比较好的方法。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大家看到伤医是会受到严惩的，才可能会起到震慑作用，否则整个医疗秩序会更混乱。

对于医生来说，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金刚护法。如果我还能再次返回手术台，那么我首先要做的是学会保护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帮助病人。

北青报：您有过放弃医生这份职业的想法吗？或者说放弃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工作？

陶勇：我觉得在现有医疗投入不够的情况下，医生护士的待遇普遍偏低，所以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多点执业，像我们就可以“两条腿”走路。能去私立医院为一些人服务，收入也主要在这一部分体现，在公立医院更多的就是奉献，因为不挣钱，我觉得这是合理和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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