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朵朵病情的了解加深,康复治疗尝试的失败,对于朵朵询问自己的康复日期,吴焱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没有底气:一年后、两年后、会好起来的……
“我不能再给她希望,这会让未来的她无法面对。”朵朵总有一天要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走路,吴焱担心当希望的泡沫在现实前破灭,朵朵能不能承受得住。
因此,吴焱开始给朵朵灌输“其实不能走路也没什么”的观念,他是在为朵朵那看不见的未来铺路。只要能坚强活下去,就比什么都好。
吴焱考虑把朵朵重新送进学校,让她过上和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
吴焱到处去找幼儿园,一旦他告知园方朵朵的情况,园方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在园方看来,让一个身患重症且残疾的孩子入学,意味着把巨大的麻烦和责任揽在身上。
吴焱屡屡碰壁。
他既愤懑又不解,为什么朵朵已经如此不幸了,社会还要抛弃她。
2013年3月,吴焱找到了一家新开的幼儿园,在事前隐瞒事后解释的情况终于让朵朵顺利入学。同年9月,朵朵升学读一年级。
随着年岁的增长,朵朵逐渐懂事,并开始察觉身边异样的目光。
“爸爸,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看着我?”“爸爸,我是不是正常的?”每次放学回来,朵朵都会问一些让吴焱感到心酸的问题。
有次,朵朵径直问吴焱:“爸爸,为什么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喊我残疾人?”未等吴焱回答,朵朵又自言自语:“我不是残疾人,只有不会好的人才叫残疾人,我会好起来的。”
可是早在2012年6月,吴焱已经从区残联为朵朵领回了一本残疾证,伤残等级鉴定为最高级一级。吴焱至今没有勇气把这本残疾证交给朵朵。
寻找真相的父亲,变成维权斗士
尽管没能让朵朵康复,但吴焱进京求医并非没有收获。他得知了朵朵的病发可能和此前在幼儿园接种A+C流脑疫苗有关。


































